在幾乎整個二十世紀，從建國前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一直到建國后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主編和主要教材編寫者均由出版社員工擔任，比如出版家張元濟、陸費逵和教育家葉圣陶，同時擔任著教材主編和出版社社長兩個職務。教材建設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程，每一套教材都要經歷醞釀思路、具體編寫、編輯印制、發行推廣、教師培訓、收集反饋、修改提高這個過程，因此就需要一支全力投入的專職編寫隊伍，而出版社用社內力量編教材也可以較好地控制成本。
　　在新課標教材開始推廣之后，為了能夠短時間內推出新教材，大部分出版社都采取聘請社外專家的方式來編寫教材。而經過幾年的實踐，現在各家新課標教材出版社都根據需要進行廠調整，在教材編寫隊伍建設上也產生了不同的形態：人教社在倚重社內教材編寫力量的同時也開始采取社內外相結合的做法；一些在本世紀初介入新課標教材領域的出版社，也開始積極進行教材編寫隊伍建設，培養自己的教材專家。

　　人教社的教材編寫模式是怎么來的?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初，當時就由全國各地調集各學科的專家編寫教材。據該社生物室主任趙占良介紹說，當時生物組組長是著名生物學家周建人，組內匯集了當時全國知名的專家，來到人教社之后，他們即作為出版社編制內的工作人員，專職編寫教材。在隨后的工作中，由于人員調動，這些專家有些離開了出版社，又有新人補充進來，這些人則主要由編輯室內的老專家負責帶，一邊做一邊學。因此當時出版社在編寫教材方面是有強大學術支持的，這也是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特殊產物。
　　在1978年之后，重新恢復工作的人教社開始從大學畢業生中選取人才培養為教材編輯，而對這部分編輯的培養主要有3種模式：一是清社內的老編輯通過培訓班和講座的形式給新人授課；二是采取師徒制的方式由老專家在工作中帶新人；三是將年輕編輯送到國外大學進修。而除此之外，新進入人教社的編輯在開始兩年都要到小學教課、代課，使編輯了解目前國內的教學實踐情況。比如趙占良主任本人就曾經在北京65中教課一年，在廣渠門中學聽課一年，并且在之后的工作中隨時下到中學了解教學新理念和新情況；他也曾被出版社送到澳大利亞的大學進修編輯出版和中小學課程理論。所有這些都保證了教材編輯從教學理論、教學實踐到編輯出版工作全方位的素質。岳麓書社教材室主任張鐵燕認為，人教社的很多教材編輯確實經過多年的打磨，有的老編輯一年甚至要聽好幾百節課；他們在編寫教材的模式上是比較成熟的，而這不能不說是該社教材建設方面的優勢。
　　一些業內人士認為，人教社以社內編輯為主的編寫模式有其特殊性，這是因為在新課標之前他們一直負責國內中小學教材的出版工作，多年來確實積累了相當雄厚的編輯力量，這是在2000年之后新進入該領域的出版社在短時間之內所無法做到的，因此這種模式是不可能被迅速復制到其他出版社的。

　　都有誰在編新課標教材?
　　新課標教材的編寫工作繁瑣且復雜，從小學到高中，不僅圖書品種多，而且需要對全國實驗區進行培訓服務，并根據每年使用的情況隨時修訂。在這種情況下，完全依靠出版社自身的編寫力量難免捉襟見肘。因此出版社目前所采取的形式多為“三結合”或者“四結合”。以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為例，參加教材編寫工作的有大學專家、地方教研員、一線教師和出版社自身的編輯。教育科學出版社所采用的也是這種多重力量結合的方式，，該社教材發展中心主任王薇認為四種力量所起的作用各有不同：科研人員和學科專家可以從學術和理念上把握教材的方向；各地教研員則從教學科研的角度提供中觀的意見；一線教師的參與可以使教材更適合教學的實際情況；出版社編輯的參與可以從教材的編寫和出版角度提供一些想法。
　　在新的形勢下，人教社的教材編寫模式本身也在發生著變化。以該社生物室為例，其專職的教材編寫人員共9名，遠不足以應付所需要完成的工作，因此在出版社內部編輯之外，他們也聘請了科研院所的學科專家和一線教師參與進來，由三方共同討論并確定編寫提綱、共同編寫，并在其后的初稿討論會上共同討論修改意見。總的說來，這種編寫方式應該說是一種集體創作，極大地提升了教材本身的品質。在進行新課改之前，人教社主要是讓社內的編輯進行教材編寫，由于所有的工作基本上都是社內員工完成，因此編寫成本相對比較低。在采取“三結合”模式之后，這種前期投人大大增加了。但趙主任認為這種投入的增加是必然的，且不說其對教材品質提升的必要性，單在教材培訓上就可以保證每個學科都有足夠的各層面專家參與培訓：學科專家負責向實驗區教師介紹學科發展的最新態勢；中小學一線教師提供教材使用的范例；出版社編輯則可講授教材的編寫意圖。
　　對于一些出版單品種教材的出版社來說，采取什么模式編教材和所編教材的科目有很大關系。語文出版社目前已經出齊從小學到高中的全品種語文教材，該社總編室主任王永強介紹說，在教材編寫方面語文社是以社內的30余名編輯為主的，同時外聘一些學科專家、各地教研員和一線教師。負責教材編寫的編輯都是學習中文專業的，其中很多是研究生和博士生，在中文方面可以說是學有專長。出版社通過邀請社外專家以及和國外的學術交流，讓編輯更深入地掌握新課標理念，并在實際的工作過程中使編輯更快地成長起來。出版了初、高中新課標《歷史》教材的岳麓書社則是以社外專家為主力來編教材的，該社張鐵燕主任認為出版社的教材編輯雖然也應該參與到教材編寫的組織工作中來，但是《歷史》教材以社外專家為主體編寫，可以在內容、觀點上保證教材本身的創新性——出版社所聘請的教材主編劉北城、郭小凌本身不僅有編寫中學歷史教材的經驗，而且作為歷史學界的中青年學者，他們有著更為新鮮的學術觀點，而如果單靠出版社編輯的力量是很難達到那樣的高度的。出版社的編輯可以將重點放在教學配套產品的開發工作上，也可以進行教材的科研工作。

　　以科研帶動教材建設
　　要使教材能夠始終跟上時代的發展，出版社必須有專門的編輯力量研究教材。教育科學出版社目前已經出版了12個學科的新課標教材，其中小學有6科、初中4科、高中2科。談到教材的出版，王薇介紹說，以科研帶動教材編寫是出版社的一貫做法，而這是教科版教材有實力和后勁的重要保證。比如其小學《科學》教材在全國30多個省的實驗區都有采用，而其背后有教育部“十五”重點課題“小學科學教材的開發與實驗”的支持。由于背靠中央教科所，該社多數新課標教材編輯都有科研背景，，所有的編輯都要參與到課題研究中，有的則直接主持課題。王主任認為，將科研和教材編輯工作結合起來，有效地保證了教材的創新性。
　　國家課程教材研究所也設在人教社，因此人教社編輯的常規性工作除了編寫教材之外，也要進行中小學教材的科研，跟蹤國內外課程建設發展并進行國內外教材的比較研究，目前社內的每個教材編輯都有明確研究課題，不定期地到國外考察、同國外專家交流，形成了“科研+教材開發”的教材建設模式。

　　培養自己的職業教材開發隊伍
　　在國外，中小學教材出版的市場化程度較高，進行教材編寫的并不是出版社內的專職編寫人員，而是簽約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英語教材編輯室主任曹瑞珍介紹說，國外大學有教材編寫的專業，她本人就曾經赴英國專門修習英語教材編寫；而中小學教材的編寫也是很職業化的，有專門的職業寫作者按照出版社意圖編寫教材，也有專門研發教材的機構組織合適的人員來編寫教材。而出版社編輯在教材出版過程中更多起策劃人和協調人的作用。據人教社生物室趙主任介紹說，國外教材出版社的編輯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參與教材的前期策劃，二是了解學校教學的需求并組織教材編寫者進行創作，三是協調編寫者和教材版式設計、校對之間的關系，以求使教材成品呈現出最佳的效果。而國外在評價一個教材編輯的能力水平上，也往往要看其對于學科領域的了解程度、組織、公關、協調能力以及對于圖書版式設汁的感覺。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社長賴德勝認為，在新課標教材建設中，教材開發能力建設是重中之重，誰先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開始行動，誰就可以在今后的教材出版領域走在前列。該社副總編葉子介紹說，出版社從2001年底開始進行新課標教材建設以來已經建立了7個教材編輯工作室。一方面，出版社逐步引入社外人才，招聘一些專家和教師來出版社工作，進行專職教材編寫；一方面出版社也在努力提升教材編輯的專業水平，要求他們參與到教材研發的全過程中，同時進行教材科研工作。北師大出版社希望通過將自己的教材建設隊伍打造成一個事業、學術和利益的共同體，保證教材開發工作的質量和可持續性。
　　江蘇教育出版社在教材編寫隊伍職業化建設上也進行了新的嘗試。該社副總編王瑞書介紹說，出版社進行教材建設的編輯人數相對較少，本身所承擔的更多還是一個圖書編輯的工作，而在教材編寫方面，江蘇教育社采取的是同社外編寫組采取共同投入、共同分享的方式合作，出版社提供資金和品牌，而編寫組則提供智力、服務上的支持。這些編寫組的人員構成大多是通過長期合作與出版社建立良好關系的專家、教研員和一線教師，編寫組有固定的工作場所，有的甚至還注冊了社團法人資格。以發展比較成熟、已經實體化的小學《語文》教材編寫組為例，該編寫組是在原先省版教材編寫組的基礎上成立的，其人員構成為剛退休的特、高級教師，原縣、市級教研員，一批仍活躍在原工作崗位上的骨干教師，這些人將其大部分或者全部工作時間投入到新課標教材編寫上，并配合出版汁進行全國教師培訓和教材修訂工作。王瑞書認為，雖然新教材的出版目前還遠未贏利，但是其市場前景應該是良好的，從長遠來看，由于實行利益共享的方式合作，這些編寫組所能得到收益可能并不少于出版社，因此這種方式可以極大地調動教材編寫者的積極性。從實際效果來看，蘇教版教材的主編對市場的關注程度更高，對教材的修訂速度也更快一些。而對于出版社來說，這樣的合作關系也簡化了很多管理工作。目前出版社正同12個這樣的教材編寫組進行合作，項目的運轉情況也比較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