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出版集團上市：真正的中國出版第一股

　　11月，遼寧出版集團整體上市方案通過了中國證監會的審批，一個月后將正式掛牌上市交易。遼寧出版集團的首次公開發行(IPO)是國內眾多出版集團上市活動的首例，同時作為中國第一家將編輯業務與經營業務合并打包上市的出版企業，涉及到對現有政策的突破，無疑具有標桿意義。有評論稱，遼寧出版集團的上市是中國政府將進一步放開新聞出版資本市場的一個強烈信號。

　　遼寧出版集團旗下共有22家企事業單位，包括11家出版社、兩家連鎖書店和兩家大型印刷廠，每年出版4000余種圖書、電子和音像制品。2003年6月，遼寧出版集團成為中央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此次上市的遼寧出版傳媒是遼寧出版集團資產的優質部分，包括集中了集團全部教材出版業務的遼海出版社、遼寧美術出版社、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萬卷出版公司（原遼寧畫報出版社）、遼寧電子出版社和所有印刷、發行、零售業務，但承擔了一定政策出版任務的遼寧人民出版社、遼寧教育出版社、春風文藝出版社、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和遼寧音像出版社則沒有納入到上市公司范疇。但據知情人透露，未來條件成熟，不排除繼續將其注入上市公司的可能。

　　遼寧出版集團最初上市方案是將印刷、發行、物流等經營性資產打包上市，核心業務圖書出版未被納入上市部分。但在與中國證監會的協商過程中，證監會認為內容和經營兩部分不僅界限模糊，如拆分還可能導致產業鏈條斷裂，最終方案又調整為“整體上市”。目前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證監會、發改委等主管部門已經對傳媒企業“整體上市”方案形成共識。為保證出版導向和文化安全，中國政府會對外資在上市傳媒企業持有的股權比例設定上限。據記者了解，此前，中銀證券在發表報告時就曾以“一家沒有廚房的餐廳”來形容北青傳媒，并給予該公司“跑輸大市”的評級。遼寧出版集團原先計劃在香港上市，不過，近一段時期以來內地股市的飚漲，促使該集團改變計劃，選擇在內地上市。

俄羅斯的“中國年”：莫斯科書展勁吹“中國風”

　　9月，我國作為主賓國參加了第20屆莫斯科國際書展，“中國主賓國”活動與莫斯科國際書展一起隆重啟幕。“閱讀中國書，了解中國人”是這次中國主賓國的主題。

　　新聞出版總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局長柳斌杰抵達莫斯科，舉辦“中國主賓國新聞發布會”、中俄出版文化聯誼會，中國國務委員陳至立出席書展開幕式和向俄羅斯圖書館贈書、參觀中俄展臺、頒發中國文學作品最佳翻譯獎——“秋菊獎”，舉辦中俄出版高峰論壇、作家見面會、俄文版新書發布會、版權簽約儀式等，莫斯科書展刮起了陣陣強勁的“中國風”，莫斯科到處都彌漫著中國圖書的墨香。主賓國活動成為俄羅斯“中國年”的一大亮點。

　　在今年的莫斯科國際書展，中國出版代表團實現了歷史性突破，版權交易800多項，其中輸出版權600余項，引進版權200余項，而往年中國全年向俄羅斯輸出版權不過十幾項。中國的圖書受到了高度的評價和歡迎，俄羅斯第一副總理在莫斯科國際書展中國文化年開幕式致辭中評價說，中國已當之無愧地成為第一出版大國。

　　在“中國年”和“中國主賓國”大背景下，今年中國展團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功，俄羅斯人對中國文化了解的欲望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俄羅斯漢學家、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阿列克謝·沃斯克列先斯基說，在“中國年”活動推動下，俄羅斯社會對中國文化的關注程度不斷提高，翻譯出版中國書籍漸成風尚。他說：“這是一件好事。只有知道中國作家寫什么、中國民眾讀什么，才能真正了解中國。”

大學社集體改制：大學出版基因重塑

　　曾經一度停滯的高校出版社改制工作今年全面復蘇，進入實質性操作階段。主管部門還給進入大學社體制改革試點的首批“18＋1”家高校出版社下了“死”命令，年底必須完成轉制工作。第二批試點現在已經開始報名。

　　6月20日，教育部向社會公布了《高校出版社體制改革工作實施方案》全文。這份年初便由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總署向地方教育管理部門和有關高校下發的，引領高校出版單位“轉企”的指導性文件，標志高校出版社改制終于進入了全面的操作階段。9月，由教育部、新聞出版總署和中宣部聯合主辦的全國高校出版社工作會議上，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總署高層接連用“勢在必行”、“必然選擇”、“大勢所趨”來形容改制的迫在眉睫，并提出，進入改制首批試點的“18＋1”家大學社年底必須完成改制。

　　高校出版社的轉制與否，一直是主管部門與大學之間的博弈。主管部門對于大學出版社的改制相當積極，一度積極推動大學出版社進入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名單，但由于大學的相反態度，高校出版社轉制工作一度停滯。面對中央社、地方社以各種方式組建集團的現實，在連鎖格局逐漸形成的當下，勢單力薄、單槍匹馬的大學社面臨嚴重的體制障礙和渠道障礙。大學出版社還能否保持高速的增長？在未來的出版版圖中，大學社還能否保有今天三分天下的位置？主管部門顯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在出臺了“分類指導”政策平衡各方利益后，今年重將大學社改制工作提上日程。

　　然而，在大學出版轉制第一階段即將告一段落的階段性小結時，官方承認，大學出版社轉制過程中，在新舊體制摩擦、社校關系問題上出現了一些障礙。據本報采訪大學出版人得知，改制后的大學社并沒有成為完全的市場主體。包括轉企改制后的大學出版社未來的發展路徑如何設計，如何解決企業化與服務大學教學科研的矛盾，的確需要主管部門在管理體制設計上的細化和創新。

北京出版發行物流中心落成：全國最大的出版物集散中心

　　11月，全國最大的出版物集散中心、位于北京通州區的北京出版發行物流中心落成。物流中心一期工程由8萬平方米的北京國際圖書城、12.5萬平方米的倉儲物流配送中心和4.5萬平方米的配套服務中心三部分組成。二期工程正在籌建中。北京國際圖書城一至三層是國內出版社圖書展示銷售區，常年展銷各出版社出版的30余萬種圖書，滿足來自全國的團購、批發、零售讀者的購書需求；圖書館采購新書樣本大廳集中了各出版社當年出版的10多萬種新書，采購人員可以一站式購齊所需圖書，享受圖書看樣、采購、配送和結算等一條龍式服務；國際出版社圖書展示銷售區引入了約300家海外出版社上萬種外文原版出版物；國際出版社圖書展示銷售區還設有版權貿易廳，在運營初期就獲得了數百種國外圖書的版權交易代理權。信息中心則實現了與全國200多家主要出版社的信息對接，與北京百余家經營網點和上海、天津等地多家新華書店的聯網，提供18種20億條以上的業內信息，每天不間斷滾動播出；圖書城二層的南側設有全國規模最大的古舊圖書和特價圖書專賣區，經營面積共1萬平方米，展示銷售明、清和建國前后的古舊圖書以及各大書店庫存特價圖書8萬余種，有特殊愛好的讀者可在此“淘寶”。

　　北京出版發行物流中心集商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和綜合配套服務功能于一體，本報評論認為，它的建成，在出版物經營鏈條上成功構筑了一個目前全國最大的出版物集散平臺，開創了新型業態和經營模式的先河。

張愛玲作品版權再起風波：臺灣皇冠也侵權？

　　7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開庭受理張愛玲作品版權糾紛案，讓張愛玲作品版權歸屬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自2003年始，擁有張愛玲著作出版代理權的臺灣皇冠出版社開始對內地出版張愛玲作品的出版社采取法律行動。2005年，經濟日報出版社被判侵權并支付高達40萬元的賠償費，隨后，臺灣皇冠文化出版公司又起訴了文匯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等六家出版社，今年7月由海淀區人民法院受理。這些出版社除了被要求銷毀已出版圖書外，還被要求賠償巨額經濟損失。此后，還有20多家內地出版社將被陸續牽扯進去。

　　然而有輿論認為，張愛玲作品的財產權歸屬仍有諸多疑點，因為張愛玲遺囑合法性一直存在爭議，臺灣皇冠本身也在侵權。

　　張愛玲留下的遺囑很簡單，其中涉及財產的內容是，“棄世后，所有財產將贈予宋淇先生夫婦”。在張愛玲去世近4個月后，宋淇夫婦簽署《委任授權書》。《委任授權書》中寫道：“本人茲委任臺灣皇冠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獨家代理有關本人所擁有之張愛玲女士著作權在全世界任何地區之一切版權事宜，包括任何出版授權及其他以任何形式、任何媒介之一切改作和衍生授權。”臺灣皇冠出版社據此開始對涉嫌侵權的內地出版社陸續提起法律訴訟。

　　目前關于張愛玲遺囑合法性爭議集中在兩點：首先是遺囑未由遺囑執行人林式同簽字就去登記；其次，遺囑中稱贈給宋淇夫婦所有財產，而在張愛玲給林式同的信中補充稱，“除了銀行里的一點存款，沒有別的東西，非常簡單。”因此，在贈給宋淇夫婦的遺產中是否包括著作權也有商榷之處。內地多家出版社以此質疑宋淇夫婦擁有張愛玲著作出版權的合法性，稱臺灣皇冠出版社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侵權者”并無資格訴訟內地出版社。

　　9月5日，文化藝術出版社、中國戲劇出版社、文匯出版社等11家出版社在《中國新聞出版報》上發表“聯合聲明”，質疑臺灣皇冠文化出版公司主張相關權利的合法性。聲明稱，“臺灣皇冠文化出版公司所持有的只是一份未經林式同簽字就登記，已被張愛玲本人聲明‘失效’的遺囑副本的復印件”（注：我國現行民訴立法規定進行質證時，當事人有權要求出示證據的原件），證據是“張愛玲1992年2月17日的親筆信和其遺囑執行人林式同的文章《有緣識得張愛玲》”，并表示，“直到張愛玲去世時，她的惟一直系親屬胞弟張子靜還健在于上海，其著作財產權的合法自然繼承人無疑應為張子靜”。“鑒于此情，作為曾經出版過張愛玲作品的我們多家出版社，將按國家規定稿酬支付，保存于國家版權代理機構，以候張愛玲作品版權合法權利人領取。”

　　此案尚待進一步審理。

　　在學者陳子善看來，無論遺囑是否合法，但臺灣皇冠和“張愛玲財產繼承人”宋家“收了那么多錢，卻沒有成立張愛玲基金會，沒有資助和舉辦張愛玲研討會，這在道義上已經成了矮子”。

多位學者狀告超星：網絡盜版侵權再度成為焦點

　　4月17日，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吳銳及其導師劉寶才的一紙訴狀，將數字圖書館解決方案提供商北京世紀超星公司(下稱“超星”)推上了北京海淀區法院的被告席。原因是，“超星”在未經作者授權情況下，將吳劉二人合著的《文史英華·諸子卷》提供付費下載。5月18日，吳銳、姜廣輝等人再次起訴超星盜版其合著《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二卷。吳銳稱，他編的《古史考》——一本九卷本、600多萬字的書，也遭超星盜版。

　　在吳銳兩次狀告超星的案件中，超星始終矢口否認侵犯作者版權，并表示數年前就已經與對方簽訂授權協議。超星方面同時向記者展示了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東亞圖書館館長邵東方(《古史考》作者之一)關于未曾授權吳銳起訴超星，以及抗議吳在主編《古史考》時未經授權，也未支付他稿酬的聲明。

　　目前，超星系列案件已經開庭的6個案件目前已全部宣判，還有4個案件處于交換證據階段。其中吳銳、劉寶才訴超星侵權案敗訴，而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博導姜廣輝起訴超星侵犯了其《顏李學派》等3本學術書的著作權的其他5個案件中，均判原告勝訴。

　　無論如何，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國內涌現出大量的電子圖書館，它們憑借靈活的傳播方式和低廉的價格而深受讀者青睞，但一直困擾電子圖書業的版權問題卻也在與電子圖書成正比地增長，多家數字出版商曾被卷入版權糾紛。在數字圖書業迅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只能期待法律的完善和行業發展的規范。

臺灣金石堂事件：引發內地社店關系大討論

　　7月25日，經銷商凌域倒閉，公開稱其周轉不靈是受金石堂拖欠賬款拖累，進而觸發臺灣地區出版業者對金石堂的集體聲討，臺灣書業上中游將矛頭一致指向了金石堂推行的“銷售結款”。至8月14日，全島約25家經銷商中，已有17家停止向金石堂供貨，涉及出版社超過500家。

　　很長時間，臺灣金石堂店總數為臺灣圖書零售商家之冠。由于早期的成功發展，金石堂站上一個談判及索取有利交易條件的強勢位置。臺灣信用體系相對完善，書業界實行定期月結制。但一直以來，金石堂刻意移植成衣業零售通路的交易模式，希望以“銷結制”（即“寄銷”）來取代“月結制”（“進減退”結款方式）。金石堂近年業績下滑，違約拖欠出版社和經銷商的銷貨款，又不提供及時、透明的數據，轉嫁庫存壓力至上游，中上游對金石堂積怨愈深，凌域成為點燃汽油桶的“一根火柴”（郝明義語）。目前，臺灣書業中上游已組成聯盟，敦促金石堂回歸合約，沸沸揚揚月余的金石堂事件才收場。

　　然而“金石堂事件”誘發的“蝴蝶效應”卻并未停止，金石堂事件引發內地關于行業規則、秩序，以及書業結算方式、信用制度的大討論。不少出版人抱怨，內地書業普遍的現象是賬期越來越長，從3個月延長到6個月、8個月，甚至一年，沒有完善的信用保障體系，書店的經營風險完全轉嫁到了出版社，呼吁實銷實結制度的出臺，但前提是終端銷售數據要真實反饋到上游；此外，內地書業還是沒有建立契約制，買方不用法律自束，賣方不懂得用市場經濟的方法用法務解決問題，于是回款問題就出現了，可以說是行業的集體無意識造成了這種局面；也有人認為，圖書零售業運營成本高、資金周轉速度慢等，希望能對書店多一分寬容和理解；還有人譏諷，內地書業喜歡搞聯盟，但像此次事件中上中游聯盟一樣真正成事的，則較為少見。

北京版高中語文教材選文起爭議：金庸能否取代魯迅？

　　9月，北京市東城、西城、朝陽、石景山等九個區縣開始使用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語文教材，替換原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新教材中有一半左右的課文與以前的人教版不同。

　　同時，北京版語文課本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增加了中外當代文學的新內容，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賈平凹的《秦腔》等文學作品被選入教材。而古代文學作品的數量則相對減少，《觸龍說趙太后》《六國論》《過秦論》《病梅館記》《石鐘山記》《五人墓碑記》《伶官傳序》《項脊軒志》等完整的古文名篇被撤下。就此，評論很快分成兩大陣營，一派認為北京的編委“適應了時代的需要”，另一派則哀嘆，“快餐文化取代了有思想深度的精品文化”，擔憂過多刪減古文名篇在中學教材中的分量會加劇已有的文化斷層，認為“教育娛樂化時代來臨”。

　　一些指責并沒有弄清楚基本事實，其實，金庸武俠名著《天龍八部》、《雪山飛狐》等書節選片段只是出現在課改后的北京語文泛讀備選篇目中，魯迅作品篇目的減少，尤其是《阿Q正傳》未能入選泛讀篇目，惹來輿論大嘩，“《雪山飛狐》替掉《阿Q正傳》”、“金庸要取代魯迅”的說法一時紛紜。

　　就此，北京版教材編委一再聲明，學生使用的北京版語文教材中，根本沒有金庸的作品。《雪山飛狐》只是被編列在推薦書目中，“談不上‘金庸取代魯迅’”。并一再強調，教材變動的趨勢或者說指導思想是使教材具有時代性，更貼近學生自己的生活，同時抓住前沿的東西，呼吁給語文教材一條新的“生路”。

　　中學語文課本（讀本）中一篇文章的增減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發熱議，完全在教改工作者的預料之外，從中不難看出人們對語文課改的關注。當然，這場爭論中，也不乏湊熱鬧的“虛火”和媒體為博眼球刻意的炒作，如刻意地將魯迅與金庸放在一起進行“PK”。學者孫邵振曾為本報撰文指出，不斷經受著當代價值觀念的苛刻的檢驗，就是經典的命運，課本的改革必然要和教育觀念、學術觀念中隱秘的陳規發生激烈的沖突，不能洞察這一點，評論就會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