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進版圖書是我國出版業的重要組成部分。2006年，我國引進版權12386種，其中圖書10950種。縱觀引進版圖書的現狀，總體上看，引進效果是好的，對促進我國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起到了借鑒和推動的積極作用。這主要表現在：

　　（一）引進了一些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教材。諸如近年引進的反映當今世界前沿性科研成果的一些著作，包括納米電子學、生態水文學、環境倫理學等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在2007年第六屆“輸出版和引進版優秀圖書評獎”中，就有《基因組2》、《心臟外科解剖學》等25種引進版科技書獲獎。這期間引進的某些熱門學科圖書，例如工商管理、數字傳媒、國際金融、國際私法等，有的充實了教材建設；有的也有助于我們更新觀念。

　　（二）輸入了外國某些成功的管理經驗。這方面機工社、中信社的引進工作都富有成效。像中信版的《長尾理論》、《贏》和商務版的《藍海戰略》等書，對于借鑒外國成功經營理念，促進企業完善市場化的機制，都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三）及時跟蹤世界文壇動向，促進中外文化多元交流。引進版圖書對于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最為明顯。一是廣。不論是歐美、拉美，還是日韓、以色列，凡是當今世界文壇有影響的作家，包括高雅的、通俗的、獲獎的、有爭議的，其主要作品，我們幾乎全有介紹。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除了個別外，其主要作品都有了中譯本，普利策獎、布克獎、龔古爾獎、塞萬提斯獎也大體是這樣。二是全。近幾年我國出版外國作家的文集相當流行，以前出文集，要看作家的名氣和成就，現在好像不講究，動不動一套文集就出來了，以至有的作家在其本國還沒出文集，卻在我國出齊了。三是快。每年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各社都在搶快，有的頒獎一周后就有中譯本上市。像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萊辛的處女作、代表作和晚年新作，現在都有了中譯本。至于有些暢銷書，由于國外未成書就開譯，以至可以做到中譯本與原書同時間上市。

　　（四）壯大了出版社的實力。好的引進版選題，自然會帶給出版社豐厚的回報。如中信版《窮爸爸，富爸爸》已累計發行500萬冊，哈爾濱版《致加西亞的信》也已發行220萬冊。

　　近年較有影響的《達·芬奇密碼》、《我的名字叫紅》、《鈍感力》、《芒果街的小屋》等，少的幾十萬，多則上百萬冊，都使出版社賺了不少錢。主要經營引進版圖書的譯林社，前年就曾躍居文藝社實力第一名。至于《哈利·波特》帶來的效益更是創了奇跡。人民文學社該書7卷已發行超千萬冊，哈七首版印100萬冊不夠賣，次日就要加印。它不僅壯大了人民文學社的經濟實力，還帶動了印刷廠、紙張商、書店等各環節一起旺銷。還要看到，隨著《哈利·波特》圖書的引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青少年的閱讀興趣，還相繼開發出《哈利·波特》產業鏈，使《哈利·波特》的引進效應向更大范圍擴散。

　　引進版圖書所獲得的效果還不止這一些。這表明，有序引進外國圖書，既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出版業本身壯大的有效途徑。但是也要看到，當前引進版圖書，也存在不少與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要求不相適應的現象。主要是：

　　（一）選題引進缺乏充分論證，翻譯結構逐利失衡。

　　1978—1990年，我國共出版翻譯書28500種，年均2192種；到了1995—2003年，翻譯書總數為94400種，年均增為10489種。近幾年，古今外國書基本上維持在年翻譯大約1萬種的水平，這可是個不小的規模。對待外來文化，一向強調要“洋為中用”，就是要引進、吸收適合我國需要的外國先進科學及優秀文明成果，可是現在，這些指導思想越來越淡忘了。許多出版社都把利潤指標承包到編輯，那些擠進翻譯出版的民營文化公司和工作室，更是沖著賺錢來的，于是盈利與否，就成了引進選題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標準。未經嚴謹論證的引進，導致了翻譯結構失衡，表現在：

　　一是引進偏食，值得引進的沒有引進。據2005年全國出版社申報選題的分析，總計引進選題6737種，其中自然科學類只占13.65%，而人文社會科學類卻占到83%，后者當中又以文學類居首位，占20.1%，其次是文體及生活類，占16.53％，經濟類，占14.36％。對外國先進科技書引進的比例明顯偏低。人文社會科學書引進數量不僅偏大，而且呈現趨利偏食，大多都是追逐名氣、獲獎、碼洋，而忽視為真正的需要而引進。對于那些雖有學術價值但會有市場風險的，往往受到出版者的冷遇。例如，幾年前美國很流行一種心理學理論，認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只是解釋事后心理，屬于“消極心理學”。他們提倡“積極心理學”（PositivePsychology），又稱“身心健康學”（theScienceofWell-being），主張事前主動干預和引導人的心理。比如，你去參加宴會晚會、唱歌跳舞，所得到的歡愉只是瞬時的、短暫的；而讓你去獻血或從事公益志愿者，所得到慰藉和滿足感卻是持久難忘的，因此，人們更應該提倡和遵循“積極心理學”理念。上世紀末，美國許多高校就開有這門課，我們直到去年10月才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引進了其中的一本書。

　　二是趨時媚俗，不該引進的濫進。只要到書店看看一些引進版圖書的書名和封面，就自然會產生“我們真需要這些嗎”的疑問。因為這當中，有介紹外國各行業“潛規則”的，有教你如何拍馬吹牛的，有介紹如何防止被妻子發現偷情的，還有宣揚各種神怪魔鬼和感官刺激的等等。盡管有的只是部分涉及，有的還披上遮羞的偽裝，但引進這些究竟有什么用？

　　三是拔高“洋貨”，主編套書太隨意。如把國外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宣傳成有實力問鼎什么大獎的“力作”；把洋人某篇文章的一家之言，炫耀成什么“世界最新潮流”；把人家已經過時的東西，包裝成什么“先鋒時尚”。主編套書，本是非常嚴肅的學術行為。60年代主編著名的“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等“三套叢書”時，是由當時中宣部副部長林黙涵牽頭，組織了一大批專家多次論證選題，還建立了翻譯、編輯、出版的一套監督機制。反觀時下有些引進版套書，策劃人當主編，同人定選題，擺弄新詞嚇唬人，有的還用“發包”方式，一人承包，找幾個哥們兒，湊出幾本就成套。這些都是仗著信息的不對稱，忽悠讀者沒商量。

　　四是收錢出書，變相出讓引進權。例如，有些外國機構，通過資助方式在我國出書；有些外國不知名作者，先采取放棄版稅甚至倒貼在我國出書，以圖進入中國市場；還有我國的文化中介機構，以中外文化交流名義向外拉來贊助，出版替洋人、洋貨、洋機構揚名的圖書和畫冊。這些引進的書，其選題基本上都是出資方挑選安排的，等于變相出讓了引進權。

　　上述種種，使我想起了2005年季羨林先生就翻譯問題與我的一次書面談話。季老說：“你翻譯的數量再多，你成了翻譯大國，但如果你翻譯的東西中，有不少是不需要的，甚至是垃圾，那這樣的‘翻譯大國’又有什么意義。搞翻譯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溝通中外文化的需要。”季老這些話，可謂點中了盲目引進的要害了。

　　（二）翻譯質量下滑，重復出版嚴重。

　　名著正常的譯本更新，這是需要的。一些嚴謹的出版社，找高手，出新譯，其質量是有保證的，對此應予支持。但是，綜觀市場上翻譯圖書的翻譯質量，確實存在下滑的現象，對此媒體已做過大量披露。這種下滑集中表現在：

　　笫一，為搶市場，不惜粗制濫造。在市場激烈競爭中，商機就是利潤。出版者為了搶先上市，往往拉來不合格的譯者，或者由多人分譯，甚至還采取邊翻譯、邊發排的“流水翻譯法”，結果搶先上市的劣質書先得利，而認真推敲質量的佳譯，反而被搶去市場份額，造成了劣勝優汰的反常現象。

　　第二，外國名著大量低水平重復出版。外國文學古典名著，因為無需買版權，市場一直有穩定的讀者群，于是，招引來許多出版者競相擠搶這塊蛋糕。據年初蘇南一家書店提供的材料，該店上柜的成套世界文學名著就多達12套，每套少則幾十種，多的百余種。其中像《紅與黑》、《茶花女》、《傲慢與偏見》等都已有一二十種譯本。成套以外的名著，只要好賣，也同樣不斷有人“重譯”。例如，法國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中譯本有25種之多，其中僅在2000至2005年5年內就出現了20種，平均一年冒出4種新譯本，成為我國翻譯出版史上罕見的“奇跡”。眾所周知，目前我國多是業余譯者。現在每年引進的新書就有1萬種，再加上這么大量的名著重譯，哪里能找到這么多合格的譯者？有的出版社，年把時間就能推出上百種名著“新譯本”，如此規模的快速重復出版，其翻譯質量怎么能保證？

　　笫三，出版社削弱乃至放棄了翻譯質量把關。長期以來，我國一些專業的翻譯出版社，都配有必要的外文編輯，承擔著審訂翻譯質量的任務，即使有些小語種譯稿需要請人外校，也必定要物色該語種的專家協助把關。遺憾的是，現在許多出翻譯書的出版社，都把這項好傳統丟掉了。許多社根本沒有外文編輯，他們借口譯者“文責自負”，放棄譯文質量把關，有的連編稿也承包給譯者，以至有時翻譯書內容和質量受到批評，而出版社還不知道問題出在哪里。

　　（三）抄襲屢禁不止，盜版依然猖獗。

　　由于外文文本，不同譯者可以有多種詮釋，同樣的意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因此，抄其意而異其字，就成為翻譯抄襲者的常用手法，真要去追究，取證難度也較大。至于一般讀者，因沒有閱讀原版書的條件，很難判斷譯本的優劣，也無從識別手中的譯本誰抄誰。再加上許多譯者和出版社，苦于起訴費時費力，維權成本太大，往往對抄襲侵權采取息事寧人態度。這樣一來，那些“文抄公”仗著打“擦邊球”屢屢得逞，以至越抄襲膽越大。這種現象在名著重復出版中尤為突出。市場上已經出現“職業抄手”這一群體，他們買來多家不同譯本，靠剪刀、電腦，在很短時間內，就能“取諸家之異”，拼湊改動出一個抄襲來的“新譯本”。據《文匯讀書周報》2006年披露，時代文藝版《諾貝爾文學獎文集》一套22種，譯者只有“李斯”一個人。正奇怪此人竟能譯十幾種文字，經南京大學圖書館版本專業人士一查，發現這套書有好多種都是抄襲人民文學、上海譯文和譯林等社的譯本，有人找出以前的報紙，還表明此人有過抄襲前科。我曾在報上發表《文抄公的“馬甲”》及《致“李斯”的公開信》，列出三種書部分抄襲文字的對比，希望“李斯”亮出自己的真名、學歷和翻譯經歷，澄清對他的質疑，可惜他至今沒有回應。最近又出現“史上最牛的譯者”龍婧，三年多中竟譯出英、德、法文譯著20多種，平均一年能出版譯作6部。有誰會相信？

　　長銷的外國文學名著及引進版暢銷書，向來是受盜版危害的重災區。以往盜版多為書商及社會不法分子所為，而現在發現，有些正規出版社和印刷廠也加入這個行列。北京有家銷售外國文學名著很“火”的出版社，因盜印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書，曾被逮住賠過錢仍不悔改，去年又再次盜印，上海譯文社已決定起訴追究。至于像《哈利·波特》、《魔戒》這類引進版超級暢銷書，在有些地方，盜版銷量甚至超過正版銷量。隨著數字印刷的出現，盜印更方便了，現在有的暢銷書，可謂正版未出，盜版先行。還有網絡上的盜版，更加防不勝防了。

　　盜版盛行的原因很多，這里特別要指出一點，就是處罰的力度太輕。前些年法院判定侵權的，規定按稿費標準5倍賠償。2001年我曾替冰心、季羨林等16位名家打過一場維權官司，勝訴后，因為作品字數少，冰心親屬獲賠800元，季羨林獲賠1700元。若非多人訴訟，上述兩位所獲的賠款，還不夠支付訴訟中的電話費。現在賠償金額改為按被侵權的損失核計，這樣雖有所提高，但因核計單本損失過程繁瑣，取證不易，實際獲賠的金額依然有限，與追究、起訴的種種投入相比，往往得不償失。正因為處罰力度太輕，追究過程艱難，時常還要面對地方保護主義的種種阻力，以致助長了被害人息事寧人的無奈情緒，客觀上又縱容了盜版者有恃無恐的屢犯心態。近見報載，法國有人提前將《哈利·波特》前三章譯成法文在網上公布，被法國反盜版警察發現，僅15天侵權人就被逮捕。看來反盜版就必須這樣迅速有力。

　　（四）評論缺失，導向聲音薄弱。

　　面對全年出版的23萬種圖書，我國現有的圖書評論，真可謂鳳毛麟角。對于引進版圖書的書評，尤顯缺失。其原因，一是引進版圖書，大多涉及兩種文字和兩種文化，這對書評作者知識的要求更高了，作者不易找。二是高校和研究機構，通常只教、只研究外國名家的高雅著作，而當今引進版圖書中，卻是大量尚無定論作家的通俗作品或實驗作品，不少學者對它往往不熟悉、不欣賞，以至“不敢”或“不屑”去寫去評。三是書評報酬太低了。寫一篇引進版書評，通讀全書還不夠，還得參閱相關中外文資料，寫出來了有時還上不了核心期刊，所得百把元哪有吸引力？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出版的導向，往往要通過媒體的輿論來體現，而有質量的書評，正是影響這種輿論的重要渠道。引進版圖書評論的缺失，使輿論導向的聲音顯得薄弱。比如近幾年來，從圖書、影視、動漫，都引進了不少宣揚神魔鬼怪的內容。已有專家認為，如此大量宣傳神魔鬼怪，對青少年難免沒有負面作用。即便像現在被“捧上了天”的《哈利·波特》，對它全面、實事求是的評論和引導也很少見。很少聽到媒體對品位不高的“時尚”有不同意見的評論聲音，這算不算“導向的聲音薄弱”呢？

　　（五）翻譯出版資質缺乏監管，市場競爭不講誠信。

　　一般中文書，多數讀者都能看出質量的優劣，而引進版圖書，因為許多讀者不懂外文，又不掌握翻譯原文，很難看出譯著的差錯，因此只能相信出版社的質量把關。這就要求出版社，必須具有把好這個關的能力，即具備出版翻譯圖書的資質。上世紀80年代，我國實行過外國文學翻譯出版準入制，起初全國只批準約30家出版社可以出版外國文學，還規定，必須有外文編輯的出版社才能出版外國文學。后來這些規定，雖沒有宣布取消，但早已沒人執行了。翻譯出版資質監管的缺失，使許多非文藝社、文化公司、工作室都在染指這個領域。現在許多翻譯書，版權頁上出版單位顯示的是某家出版社，而實際上操作的則是其背后的書商或工作室，由此造成了翻譯出版主體準入雜亂的狀態。

　　更令人憂慮的是，在引進版圖書的出版中，還存在諸多不講誠信、無序競爭的現象。例如：哄抬版稅率和首付款，競相爭搶暢銷選題，導致外商奇貨可居，漁翁得利；隱瞞版次和印數，克扣原作者及譯者應得的報酬；以編譯、摘譯、譯述、譯寫等形式，不顧譯德，擅改原文，添枝加葉，討好讀者；甚至出現偽造外國人寫的偽書，等等。

　　以上所述，雖然只是反映少數人所為的局部現象，但也有必要引起主管部門和業界人士的重視。要解決引進版圖書出版中存在的問題，構建和諧翻譯出版環境，無疑需要多方綜合治理。當前，我以為最需要的就是，一要呼喚理性，克服盲目；二要加強管理，注意導向。

　　呼喚理性，就是要求：還是要堅持“洋為中用”的方針，引進翻譯選題，重在選擇。兼顧兩個效益，堅持社會效益優先。要從讀者真實的需要出發，講究品位、良知、審美和職業道德，拒絕跟風、做假、忽悠、打“擦邊球”。要建立引進選題的科學和民主論證機制，力求寧缺勿濫。這些也許被視為老話、“套話”，但這正是克服浮躁、回歸理性所必不可少的。

　　加強管理，就是要求：充分認識引進版圖書涉外的特殊性，必須從選題規劃、出版資質、翻譯質量、版權交易、打擊侵權盜版、行業自律、市場規范、以及扶持和引導評論等等方面，切實加強監管，建立和完善必要的法規。熱誠期盼上述呼吁，能夠引起有關各方的重視和積極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