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開放技術與獨立出版精神的結合是網絡自出版的根基。在中國，以網絡文學為代表自出版卻與舊出版思維越走越近，可以說，中國網絡文學的商業化與產業化背離了自出版開放、草根、自由、多元等原則，日益成為披著自出版外衣的傳統出版。

　　近日披露的數字，英國自出版電子書已占到市場份額的14%。此消息再次引發業界對自出版浪潮的關注和討論。一時間，自出版將沖擊和取代傳統出版的觀點又不絕于耳。數字時代自出版的發展情況，無論西方，還是國內，呈現出非常復雜的態勢，無論是傳統出版與自出版的競合，還是基于社會化傳播的自出版所暴露出來的問題，都在表明，自出版不像看上去那么美，其顛覆性也不是想當然的那么強大。

　　用戶創造內容對出版業的沖擊是顛覆性的——無論亞馬遜的直接出版、盛大的網絡原創文學，還是遍布全球的各類網絡自出版平臺——這一“沒有出版商”的傳播方式改變了出版的定義。“人人都可以出版”，成為數字出版區別于傳統出版的最典型特征。傳統出版有兩個廣為詬病的問題：其一，編輯把關模式可能錯誤地扼殺杰作——很多大師的處女作都曾屢遭退稿；其二，過多的中間商讓圖書零售價格居高不下，降低行業整體經濟效率。理論上講，自出版模式恰恰可以解決這兩個問題。

　　自出版的歷史與印刷技術一樣久遠。在互聯網時代之前，歐美業已形成了成熟的自出版體系，與獨立出版一起對抗商業出版巨頭對行業的壟斷。一些知名媒體，如《讀者文摘》，也設有年度國際自出版大獎，以表彰這一獨特出版方式帶來的優秀作品。近20年，基于印刷技術的自出版日益被壟斷巨頭邊緣化，但是互聯網技術和用戶創造內容讓自這一模式在數字世界煥發了新生。在網絡時代，自出版與獨立出版的合作也越發緊密。很多全球知名平臺，比如Lulu，Smashwords，亞馬遜的KDP，其服務對象不但包括自出版作者，也有中小獨立出版商。他們的崛起極大促進了出版內容與主體的多元化。從經濟角度講，這有助于優化價值鏈，降低流通成本。在出版巨頭消極應對數字化變革的情況下，自出版提供了海量的低成本內容，強化了產業的造血機制。大量低價自出版內容的存在（基本定價在3美元以下），也改變了電子書產業的定價模式，使巨頭們無法借由壟斷來高價售賣電子書。與大企業主宰、急功近利的傳統出版 不同，免費模式受到很多網絡自出版先鋒的推崇。這些開放商業創新，為守舊的出版業注入了清新力量。比如，bookrix，這個擁有近15萬冊圖書和超過56萬會員的自出版平臺，以為讀者提供免費內容、為作者提供免費服務而聞名。

　　當然，西方網絡自出版也存在很多問題。比如說，發展了十多年，并沒有誕生令人驚艷的大作，至少在作品水準與創新方面，沒有超越傳統出版體系。這一民主化的模式也未帶來預想的文化創意大爆發；我們看到的是浩如煙海的平庸之作，很多甚至格調水平低下，達不到傳統出版的要求。多數自出版作家難以維系生計，作品被淹沒于茫茫內容之海，罕有人問津。西方自出版始終沒有解決好篩選和分銷問題——如何讓真正的好作品脫穎而出；或者說，如何讓一部作品找到真正喜歡它的讀者，而且找到盡可能多的讀者。

　　在我國，網絡文學成為自出版模式的最大實踐者和受益者。由于印刷時代娛樂類型小說的空缺，網絡文學有了得天獨厚的發展空間，進而成就了這種模式的興起。這種新型文學也開辟了新的小說品類。在大眾數字出版領域，網絡文學是社會影響最大、用戶基礎最廣、盈利能力最強的產業分支。但是，中國網絡文學的發展也暴露出諸多問題。在西方，開放技術與獨立出版精神的結合是網絡自出版的根基。在中國，以網絡文學為代表自出版卻與舊出版思維越走越近：開放技術服務于逐利思維，而不是文學理想；開放模式與產業壟斷并存，大公司藉由對資源和渠道的掌控來最大化利潤。結果，模式化的類型小說嚴重桎梏了文學創意，內容雷同、低俗低質的作品泛濫，水軍刷榜與噱頭炒作無處不在。可以說，中國網絡文學的商業化與產業化背離了自出版開放、草根、自由、多元等原則，日益成為披著自出版外衣的傳統出版。

　　從未來發展看，不可否認，自出版與傳統出版的融合將成為一種趨勢。這不但體現在人才的交流上——作家、編輯、發行人才、策劃經理等——還包括模式的相互借鑒。但是，必須看到，自出版的DNA是沒有中間商的出版，而傳統出版以知識媒介為核心價值，二者有著本質區別。自出版的發展根基是開放技術、用戶參與和顛覆性創新，是更具出版理想主義與多元獨立精神的出版。自出版只有沿著開放創新之路走下去，才可能與傳統出版比肩。相反，如果在資本、舊理念和傳統利益群體的重壓下妥協，如果更多地回歸傳統思維，否定開放精神，則只能成為傳統出版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