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出版機構規模與實力的不斷壯大，一些有遠見的出版人開始把目光投向中國本土以外的全球海外市場，將國際化轉型作為一項重要戰略，為自身的產品拓展本土之外的發展。不僅國際合作項目越來越專業高端，還開始“接地氣”，注重實體和虛擬渠道建設，大手筆的資本運作更不斷涌現……近期出現的轉型三條路徑值得關注。而這些，也許一切剛剛開始。

　　國際化轉型是許多中國企業熱衷討論的話題，不少企業已小心翼翼邁出一步，如聯想、華為、中興等。這批技術型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或依靠收購獲取國際領先的技術與品牌、或依賴企業自身的自主創新開拓國際市場，都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在文化產業領域，以圖書產品立身、沒有高新技術保障的出版機構也緊隨這一潮流，從頂層設計到具體舉措，再到付諸實踐，都有意識地開始深化國際合作，其以出版項目為基礎，拓展國際市場，向海外延伸產業鏈，意欲實現生產、銷售、管理、融資、服務和人才國際化轉型。

　　國際化轉型在出版業的出現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常用“與國際接軌”形容中國與世界的標準化對接。與國際接軌作為一個系統工程，既涉及標準體系、技術內容和表現形式，也體現在由思維方式、管理理念以及經營層面的體制、機制上，難以用一個目標衡量。因此，出版機構的“與國際接軌”觀念開始向“國際化”發生轉變，更能體現出中國企業對“過程”和“內容”的看重，而不僅僅是“結果”。

　　培育翻譯出版人才打造國際明星作者

　　近兩年，國內出版機構逐漸深化國際合作項目，其程度不斷加強、層次不斷提高、領域不斷擴大，并在翻譯人才、國際出版人才的培育以及明星作者、品牌板塊的打造等方面形成共識。

　　漢學家和翻譯家難尋，導致我國近現代以來的優秀作品難以傳播到西方主流社會。中國出版集團公司今年8月以“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為主題舉辦的首屆中外翻譯出版懇談會，顯然正是針對翻譯“拖后腿”的窘境。此外，為打破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語言壁壘，中版集團與青島市政府、LID公司簽署戰略協議，與北京語言大學、英國尹泰樂聯合有限公司分別就聯合培養翻譯人才、版權代理等業務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并與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和紐約大學等名校牽手，聯合推進“中國近現代文化經典”翻譯出版工作。業內人士建議，出版機構與相關主管部門亟須建立和完善對外翻譯人才庫，以便于掌握和充分利用翻譯人才資源。

　　針對國際出版人才這個關鍵環節，一些先行者與海外合作辦學，推出教育產品，共同培養國際化高端人才。早在2012年，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就與英國諾丁漢商學院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正式涉足教育領域，開展國際合作辦學。類似的還有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其與美國佩斯大學簽訂高端出版人才培養戰略合作協議，在合作推進高級出版人才培養的同時，會同南京大學合作成立“中美出版研究中心”。

　　除卻人才培育，對已有的品牌作者，出版機構也更加注重其國際化形象，為其量身打造新的定位。

　　在近兩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亞童書展上，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在中國少兒出版展團中發揮領頭羊作用，邀請兒童文學作家高洪波、曹文軒、金波等到現場，通過作家推介會、中外專家交流會等方式進一步擴大其在世界兒童文學中的知名度；人民文學出版社、天天出版社和曹文軒兒童文學藝術中心也啟動了“中國種子·世界花——曹文軒圖畫書國際合作項目”，創新童書出版的模式。

　　據人民文學出版社對外合作部主任劉喬介紹，2013年，人文社根據各國市場特點推介中國作家作品，與駐地法國的歐洲版權代理公司SapereCriticoSARL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啟動了人文社中國作家版權在歐洲大陸的獨家代理銷售機制。上海九久讀書人文化實業有限公司則利用倫敦書展、法蘭克福書展等契機，舉辦了一系列“中國作家推廣酒會活動”，通過與全球各大出版機構和版權代理機構的負責人、版權經理近距離交流和溝通，達成多項版權合作意向。

　　拓寬對外營銷渠道構建虛擬對接平臺

　　中國出版“走出去”更需“走進去”，出版機構紛紛主動搭建外向型和自薦性平臺，拓寬海外實體與虛擬渠道，成為業內國際化轉型的另一集中現象。

　　從建設實體渠道來看，江蘇省新圖進出口公司的“江蘇書坊”海外布局工程就是一個典型代表。該工程與海外書業主流市場中擁有百家連鎖書店的集團實行強強聯合，利用對方的區域優勢，在對方的實體店內設立“江蘇書坊”，陳列銷售江蘇版出版物及其衍生產品等。同時，在江蘇大中型書城也設立進口圖書專柜，以達到互換銷售渠道，互動文化服務貿易，實現了“以出帶進”、“以進養出”、“進出互補”的良性循環模式。

　　虛擬渠道直通國際市場是行業趨勢，近期借助虛擬渠道取得的成效同樣頗為明顯。

　　以科學出版社的《中國科學》和《科學通報》“兩刊”為例，自2006年起，“兩刊”英文版紙質和電子期刊利用施普林格的發布平臺開展海外發行業務，迅速提升了國內英文版學術期刊的國際影響。除了期刊，許多國內出版機構也開始利用此類虛擬渠道。例如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和《中國近代通史》通過美國圣智學習集團的平臺，實現了全球共享。安徽教育出版社全資控股的安徽教育網絡出版有限公司也專門推出數字出版運營平臺項目“時代e博”，其與圣智蓋爾數字圖書館、數據庫嘗試對接，借此延伸“時代e博”產業鏈，加強其在海外的認知度。

　　一些企業在原有資源優勢和渠道優勢的基礎上主動搭建自身的虛擬渠道，中國圖書進出口（集團）總公司近兩年重點打造的“易閱通”就是如此。為了優化虛擬渠道的營銷推廣服務，中圖總公司一方面與國外大出版商簽署合作協議，一方面與國內出版社合作，打造中國古籍、法律、文學、皮書等專業數據庫，打通中國數字資源銷往國外的4萬多家圖書館等機構用戶和100多萬個人用戶渠道。

　　此外，電商平臺在國際化轉型中也初露端倪。前不久，小學館社長、雜志屋社長和講談社社長等日本出版界巨頭組團訪問當當網，邀請其進軍日本并共同開拓該國在線圖書零售市場。國內電商在積極尋求國際化轉型模式，一旦其攜手海外出版商另辟新渠道，國內出版機構的產品輸出和國際化轉型也將獲益。

　　海外融資跨境并購漸熱

　　前幾年歐美經濟形勢不景氣以及對中國巨大市場的渴求，出現被收購的訴求，使得國內大量資本奔赴海外。 2014年出版業出現多個資本整合撬動海外市場的案例，跨境文化并購漸熱，成為國際化轉型的新形式。

　　2014年5月，經過近7個月的艱苦談判，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收購美國出版國際有限公司童書業務項目塵埃落定，這一重量級的事件也有望為該集團的國際化轉型帶來新的進展。業內人士預測，作為出版業發展最快的細分領域，國內童書市場一直保持快速增長，不排除鳳凰出版通過海外并購尋求差異化競爭、反哺國內市場的可能。相似的跨境并購是在2014年8月，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集團有限公司成功收購澳大利亞視覺出版集團（Images公司）。

　　收購對于國內傳統出版機構積累國際并購經驗、成為世界出版強企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對于中國文化產業國際地位的提升亦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出版機構在國際化轉型時期，類似的跨國并購行為一定要謹慎。跨國并購的文化整合風險還體現在出版機構的文化差異上，以及企業所在國別、民族及地域的文化差異上。從經驗看，不少全球跨國并購實踐中，許多企業往往過于關注戰略層面，而忽視了并購雙方文化差異可能引起的問題，這些被并購企業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成熟的企業環境，既有員工普遍對新企業的文化認同度低。文化差異如何協調整合，仍需要國內出版機構思考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