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恒久有物則 篳路藍縷啟山林——柳斌杰縱談新聞出版改革
一、改革的五條思路
記者:據我所知,新聞出版業內業外都說您思想解放,敢于改革,對新聞出版改革起了特別的作用,對文化體制改革有比較系統的思考。您為何情有獨鐘于新聞出版改革?
柳斌杰:談起新聞出版改革,我的心境可以用兩句古語形容:一句是“天地恒久,有物有則”。就是說世界上的事物發生變化是永恒的,但是變化是有規則的。任何一個事物都要按照他自己本身的規則去推動它的發展、變革。正如馬克思所講的“社會的發展和自然的發展一樣是有規律的,不過在社會領域的發展它的一切活動是通過人的歷史活動表現出來的”。新聞出版的改革也要按照它本身的規律來推動,但是必須要有推動的力量。
另一句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就是凡進步的事業都要艱苦奮斗,勞心勞力,才有出路。改革是有風險的,通過這幾年新聞出版改革的實踐,我感覺到只有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排除萬難,才能在荊棘塞途的森林里開出一條道路來。正像小平同志在經濟體制改革開始的時候說:必須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意思是一樣的,要經過艱苦奮斗來推動改革。我想大家看到的局面能夠體現我的這兩點感慨。
記者:看來您對新聞出版改革懷有很深的情結,更有相當成熟的想法。對于新聞出版業,您有哪些獨特的想法?
柳斌杰:我認為,新聞出版產品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某些意識形態屬性,而它的一般性,恰恰是它是一個產品,它的生產、加工、制造、包裝和上市,都和其他任何產品沒有兩樣。進入市場它就是商品,在流通中實現兩個效益,而且只有占領了市場,才能占領陣地,社會效益才能充分發揮。沒有市場何談陣地?所以不應該過分夸大新聞出版業的特殊性。產業是事業的基礎,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必須要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大型文化企業的支撐。如果不發展企業,光強調事業,事業是發展不起來的。分清公益性與經營性兩種不同的屬性,將經營性的新聞出版單位由事業單位改為企業單位,這是將新聞出版單位推向市場的第一步,是進入國際文化競爭的必由之路。
記者:您的精辟見解促使我們想一想外界環境發生的變化,想一想新聞出版行業目前存在的問題,怎么樣壯大實力、增強活力、提高競爭力。這些都使我們迫切需要改革,不改革是沒有出路的。可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改革路在何方?
柳斌杰:經過多年的探索、實踐、研究,現在大體上說新聞出版改革的思路已經比較明確了。我認為主要有這么五條思路:
第一條思路是宏觀管理體制。宏觀管理體制應該表述為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自主運營的宏觀體制。黨委領導,我們中國各項事業都要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這是我們國家的政治體制所決定的;政府管理,這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規則,任何一個具體行業都必須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范圍內活動,政府加強對出版活動和出版物市場的管理勢在必行,不是去管一個具體的出版單位,而是宏觀的管理;行業自律就是新聞出版行業要建立自己的行業協會,對行業進行自律。大家跟國外交流,在西方國家里面代表這個行業的主要是協會,報業協會代表報業,期刊協會代表期刊業,新聞協會代表新聞,出版協會代表出版,網絡協會代表網絡,音像協會代表音像,很少有政府部門管那么具體,而都是行業組織進行行業自律;企事業單位自主運營這是一個關鍵問題,過去新聞出版單位的自主權是極少的,這次改革就是把他們作為市場主體,確定法定的市場地位,按照自己的特點進行自主運營,自我發展。所以將來的宏觀體制大體上就是這四個方面。這個思路已經明確了,不再實行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和過多行政審批的管理方式,也不再由黨政部門直接插手新聞出版單位具體的產品和生產過程,完全是依法進行市場宏觀管理。
第二條思路是微觀體制。微觀體制分兩個方面,一個前提是怎么樣區分新聞出版單位微觀體制。性質決定體制;體制決定機制。就是說一個單位是由它的性質決定體制,由體制再決定它的機制。這是一個連帶的關系。首先就說它的性質問題,按照世界上通行的原則和中國的情況,新聞出版單位大體分為兩種性質,一種是事業性質,主要是依靠政府資金,是不盈利的,屬于公共事業,以公共服務某種特別目的為目標的單位。外國也有這樣的,比如說大家熟悉的美國之音,就是美國新聞署辦的,也不要廣告,也不要贊助,完全是為政府的公共目標服務。再比如BBC等英、美國家的新聞電視臺都是政府控股的,帶有事業性質的新聞頻道,滾動新聞中間都是不帶廣告的,這是以公益性為目的的新聞出版單位。我們國家興辦的一些承擔公共服務職能的重要報刊、重要電臺、電視臺的新聞頻道等是以公共服務為目的的,這就要依靠政府的支持,社會的捐助來維持它的發展,不以經營的手段來求發展。第二種是經營性的,賣產品的,必須面向市場,以產業化的形式發展。除了黨和國家的重要喉舌,除了一些重要的新聞出版單位,一般都要面向市場,轉制為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
記者:對不起,我中間打斷一下,您剛才說的一句話我感觸很深:性質決定體制,體制決定機制。怎樣在現實條件下去理解呢?
柳斌杰:分清不同的性質以后就是兩種思路,第一類事業思路,事業性質的國家主導,政府投資,搞活機制,搞好服務。它的改革重點在于搞活內部機制,主要是人事、勞動、分配三項制度的改革,也要跟市場接軌。同時要求改善服務,既然是以公共服務為目的,就要改善服務。比方說大家批評一些電視頻道廣告過多,影響觀眾收視率,作為事業的話今后就要做出限制。在什么方面不能進行廣告經營,在什么頻道要突出為公眾服務。現在一般認為的事業主要是各級黨委的黨報,國家電視臺、電臺,對外宣傳的機構,一些政策性的圖書出版,比方說馬列主義理論出版、盲文出版,一些特殊人群需要的少數民族文字出版,不能依靠市場發展的行業,將來就進入事業渠道。這是將來改革的一條思路。大家看看美國華盛頓有那么多博物館、文化館、圖書館,也都是公共服務的機構,一分錢都不會收的。我們將來的事業單位也是以公共服務為目標的。這就形成了今后新聞出版的事業主體。
第二類就是產業思路,經營性的新聞出版單位在這次改革中首先要進行創新體制,搞活機制,面向市場,加快發展。就是由事業單位轉變成為企業,要進行產權制度的改革、公司化的改造,有條件的還要實行股份制,還要上市融資,通過市場渠道吸收資金,做大做強。它的改革要求首先是改革體制,原來事業要變成企業,重點要搞活機制,內部機制要適應當前市場需要,要增加企業內部的活力,加快產業的發展。將來事業主體就是公共服務的主體,企業主體就是要面向市場、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微觀上將來所有的報社、雜志社、出版社、音像出版社、網絡出版、電子出版單位以及廣播、電視等等,都要按照這兩種性質來劃分,一類是屬于公共服務事業性質的,一類是面向市場經營性質的,就是要沿著這兩個方面的思路進一步深化改革。
第三是市場體制。微觀主體這么一改,原有的計劃市場就打破了,那么將來新聞出版市場是一個什么框架,總體上來說,就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健康、繁榮的出版物市場。
記者:聽起來真是別有見解!您能否就新聞出版市場總體框架中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健康、繁榮”展開深入闡述?
柳斌杰:首先是統一,全國新聞出版市場要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沒有貿易壁壘,不能像現在計劃經濟所形成的這種市場,基本上是壟斷經營、條塊分割、地區封鎖這種局面,我們的圖書主要是由新華書店統一經營、統一發行,特別是中小學教材的發行,始終是壟斷經營的。為什么縣市以下的新華書店不景氣,就是因為它的心思沒有放在發行上,靠教材就可以活得很好,其他的圖書經營多少無礙大局。壟斷經營有了壟斷利潤,就決定了它的惰性難以參與市場競爭。報刊經營由郵電局發行,現在大概售價的50%都要交給發行單位,這也是壟斷的結果,現在要打破壟斷經營,造成統一市場。不但要改造國有傳統的發行渠道,使它成為股份制,還要組建培育一批有各方參與的大型發行企業,培育跨地區經營的市場主體。
開放,就是這個市場是開放的,不再是封閉的,地區之間、行業之間、國際國內的市場都要開放。外來的要通過各種合作、合資走進來,國內的要通過各種渠道走出去。地區之間要提倡跨地區經營。現在地區封鎖很厲害,鄰省之間的出版物都不許進來,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是統一的市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購買任何一種產品,惟有我們國家地區壟斷相當嚴重。行業之間也是這樣。為什么很多高等學校里那么好的出版物發行不出去,受到行業的限制。你是教育部門的就只能在教育行業里運行,在許多落后地區封鎖的更加嚴重,所以我們要開放市場,要像其他產品一樣完全對內對外開放,出版物的市場不再是壟斷的和封閉的。
競爭,就是要構成市場多元主體,讓這些多元主體參與市場競爭,造成優勝劣汰的機制。不斷提高經營服務的水平,降低銷售成本,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剛才已經給大家講了,這兩年在圖書業構建新的市場競爭的主體方面有了實質性的突破,引進了外國大型跨國經營集團,引進了民營股份企業,引進了行業以外其他的資本參與構建統一的市場,進行公平競爭。當然目前這個競爭還是不充分的,因為我們的主體還沒有完全形成,在許多地方仍然是國有企業獨占天下的局面,起不到公平競爭的作用。
有序,就是要依法規范市場。外國對中國最關注的問題就是盜版,市場反盜版問題始終是中外知識產權談判的一個重要問題。有序的市場競爭必須是市場法制下的公平、公正、公開競爭,而不是無序的競爭。政府將依法維護市場秩序,嚴厲打擊盜版、假冒偽劣產品和非法經營活動。
健康,出版物是精神產品、公共產品,承擔著公共責任,新聞、出版,都不能損害他人的利益和名譽,也不能為了私利而對他人、其他團體造成傷害,更不能生產不良出版物,發行損害公共利益的產品,所以必須是一個負責的、健康的市場。你不能利用新聞弄虛作假,也不能利用出版來毀壞別人的聲譽。所以要制定市場規范,健康發展,維護市場正常秩序。
繁榮,就是要提倡文化的多樣性,滿足社會各階層、各種人群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要把豐富多彩的精神產品奉獻給讀者、觀眾。目前,盡管我們的報刊已經有2100多種,期刊已經有9000多種,圖書年生產量已經有19萬種,70多億冊,廣播電視已經有1900多個廣播電視單位,它所開辦的廣播頻道2100多個,電視頻道有2200多個,應該說相當多了,但是還不能滿足各種層次的需要。下一步還要在突出主旋律的條件下,進一步提倡多樣性、滿足社會各種群體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
記者:我對您所說的深以為然:擺在出版人面前總的目標是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和文化繁榮的需要,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健康、繁榮的大市場、大流通體系。那么,有了這些前提條件,還需要哪些政策保證產業發展呢?
柳斌杰:我正要講的第四條思路就是產業發展。剛才已經提到了,一部分新聞出版單位要轉制為企業。同其他企業一樣要面向市場,自主經營,這就構成了產業發展的基礎,有了這樣的企業主體就有了產業,所以要規劃發展新聞出版產業。這一點也是很大的進步。在兩年前,在中國還不能提新聞出版產業,我講了新聞出版產業問題,大家還提心吊膽。“十六大”給了我們一個強大的精神武器,正式提出了文化產業的概念。文化產業里面主要的龍頭產業就是新聞出版。大家都知道,在文化類事業中,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等,本來就是賠錢的。廣播大多數是賠錢的,國家拿了大量的投資,幾乎是不賺錢的,每年還要大量補貼。文藝演出也是補貼的,重大節慶演出,政府拿一些錢才能排一個節目,不拿錢就排不出來節目。演員的市場化和文藝單位的計劃性產生了嚴重的矛盾。剩下的是什么呢?新聞出版,是文化產業的龍頭產業、骨干產業,因為新聞出版單位都是生產經營的,都是賺錢的。根據2002年的情況來看,不包括電視和新聞網站,新聞出版整個行業總資產1900多億,銷售額1526億,利潤126億,在中央各個產業部門里面新聞出版的利潤是相當高的,僅次于石油、天然氣、交通、金融、電力、通信,排在前六位。但是這并不是產業發展興旺發達的情況,而是壟斷地位帶來的壟斷利潤,沒有經受市場考驗。
記者:按照您的觀點,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新聞出版產業的發展要經過市場的檢驗,所以就要制定產業發展的規劃。您認為在產業各個環節上如何逐步實行開放?
柳斌杰:首先是印刷環節已經完全市場化了。國內外的企業都可以投資印刷行業,國家有關部門對印刷業特種行業的限制已經取消了,成了一種公眾產業。在我們境內現在有2900多個中外合資的印刷企業,你們有機會到廣東看一看大多數都是國外企業與我國合資辦的印刷企業,許多國家和地區與之有業務合作,上萬種印制產品是在珠江三角洲印刷出口的,產業化運作已經國際化。
第二個環節就是市場環節,正在開放。從加入世貿那天起正式開始對外開放,現在已經有民營的發行單位7萬多個,也有一批中外合資的發行企業正在產生,世界著名的新聞出版跨國集團有20多家在中國設立了辦事處、成立了新的機構,也參與中國市場的競爭。所以這個市場走向產業化是大勢已定。
還有一個行業就是光盤、軟件產業,就是光盤生產、軟件生產,這個行業也是開放的。完全是按照企業化的生產組成股份公司,大多數廠家都是股份化的企業。這些行業已經首先在市場化里面邁出了步伐,將來它會成為這個行業產業發展的先頭部隊。目前國家正在制定文化產業發展的有關政策,現在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單位要在政策上怎么支持,比方產權關系的理順、不良債務、不良資產的處理,離退休人員的社會保障問題。另一方面要制定適合文化產業本身的政策,比方說貸款投資、稅收優惠,再比如說制定文化產品出口退稅和支持出口產品的政策,使它自身有發展的動力。現在正在制定今后十年文化產業發展的規劃,我相信經過一定的程序,這個規劃和政策一出臺,會加速推進新聞出版產業的形成。
記者:我國政府今后如何管理新聞出版業?我想您的第五條思路一定有所論述,想必妙不可言,我洗耳恭聽。
柳斌杰:第五條思路是政府改革。大家非常關心中國政府今后如何管理新聞出版業,可以肯定今后政府的管理要完全按照市場管理的要求,確立自己依法行政的目標。目前正在實行政企分開、管辦分離。原來政府辦新聞、辦出版,政府辦市場,這不符合市場運行的規則。辦市場的人不能管市場,管市場的人不能辦市場。按照這個思路必須要轉變政府職能。政府過去是以審批為主的權力型的政府,現在要轉變成為以為大家辦事為主的服務型的政府,所以下一步政策要規范透明,依法行政,政府對新聞出版的干預和管理完全要依照法律,而不能像某些時候隨心所欲。出版活動、出版物市場管理都要按照國家的法律制度來辦。還有,政府要建立公共服務體系。為社會公共服務的新聞出版事業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主要是非盈利性的單位和為社會公共服務的單位。
二、轉制的六個焦點
記者:當前,我國文化體制改革已拉開序幕。出版業作為文化戰線最具產業特征的領域正面臨著轉型和轉制。請問對于出版業而言,什么是轉制?
柳斌杰:從實踐中看,新聞出版業的很多單位并沒有轉變成為企業,卻急欲進行股份制改造,從邏輯上、從法律上都是不成立的,在實際工作中也是行不通的。
國有企業改革中的轉制,主要指的是在國家確定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以混合所有制為主要形式的前提下,要求國有企業以產權制度為核心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體制、搞活機制,使單一的國有制向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的體制轉變,這是經濟體制改革里面的轉制。我們在新聞出版業里講的轉制,實際上有兩個內容要區別開來。第一個轉制,是指我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新聞出版業的事業體制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部分經營性的事業單位要轉制為企業。簡單來說,就是事業單位轉為企業。第二個轉制,就是已經轉為企業體制的新聞出版單位,由單一的國有發行企業轉變為股份制多元化企業體制。簡單來說,就是由單一的國有制轉變為股份制,這也叫轉制。從實踐中看,新聞出版業的很多單位并沒有轉變成為企業,卻急欲進行股份制改造,從邏輯上,從法律上都是不成立的,在實際工作中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先由事業轉為企業,才能談得上股份制改造問題。
記者:聽了您的講解使我明白:出版業的改革給出版人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也給出版人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新聞出版業為什么要轉制?
柳斌杰:對于經營性的新聞出版單位,不轉制就不能走向市場,就不能打破壟斷經營,就不能形成新的市場主體,就不能參與國際國內的文化競爭,就不能適應新聞出版事業和新聞出版產業發展的要求。
第一,新聞出版業是一個具有雙重性的產業。所謂雙重性,表現在這幾個方面:新聞出版是一種文化事業,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兩重性,一是它傳達的是一種觀念,一種思想、一種知識、一種價值觀,表現為觀念形態的東西;但同時,新聞出版業又是一種產品,它是有一定內容的載體和形式,有一定的市場價值,它又是物質的。這就決定了新聞出版業一方面具有意識形態的屬性,所有的出版物都要表達一種文化觀、世界觀,一方面又是市場上的一類商品,報刊、音像、電子產品都要進入流通,都有商品屬性。正因為有這樣的性質,所以在黨的“十六大”上,就做出定性的分析,把文化單位分為兩大類:一類叫做公益性的事業,即為公共事業服務、隸屬于國家的一些事業性質的部門;另一類是經營性的產業,它以生產的產品上市,通過市場實現它的價值。這樣區分以后,就可以設定兩種情況。公益性的事業單位繼續以事業體制來管理,堅持政府主導、搞活機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經營性的產業這一部分,要求按現代企業制度進行體制的創新。改革的任務是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大多數新聞出版單位要求作為經營性的產業走向市場,在競爭中發展壯大。
第二,我國已經實行了市場經濟體制,而且正在向一個更為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邁進,社會整個的運行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調整自己的運行規則、運行方向。新聞出版業也不能例外,我們要在這樣一個經濟基礎上生存和發展,必然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
第三,國內的文化市場,國際的文化市場,已經形成一個多樣性、多元化,在激烈競爭中生存發展,在互相比較中間取長補短的局面。一種文化產品要能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站住腳,必然要參與國際、國內的文化競爭。這個競爭的市場,需要文化競爭的主體,這個主體就是一大批的文化企業。正是因為市場有這個需求,所以我們要在改革中塑造新的市場主體,這個主體只能是企業或企業集團。
第四,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我們新聞出版業主要是按照計劃和行政級別來配置資源,所以有了一個部門,就要有書報刊;有了一個地方,就要有幾個出版社、一些雜志、一些報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打破壟斷經營、地區封鎖、條塊分割,怎么辦?依靠計劃是辦不到的,必須要按照市場的規則,引進競爭機制,突破地區、條塊、所有制的限制,沖破壟斷經營,造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就需要把我們黨和國家、政府部門所屬的一大批事業單位推向市場,讓它參與公平的競爭。正是由于這樣一些原因,我們在新聞出版改革的體制創新階段,特別強調了要對一部分經營性的新聞出版單位進行轉制,這是目前轉制工作迫切性的要求。簡而言之,對于經營性的新聞出版單位,不轉制就不能走向市場,就不能打破壟斷經營,就不能形成新的市場主體,就不能參與國際國內的文化競爭,就不能適應新聞出版事業和新聞出版產業發展的要求。
記者:剛才聽您談了新聞出版業轉制的必要性,可是我想到新聞出版業在我國畢竟還承擔著加強意識形態的功能,那么,什么單位轉制?什么單位不轉制?
柳斌杰:我還是說,性質決定體制,體制決定機制。一個新聞出版單位,假如是為社會公共利益服務的非經營性的單位,就可以繼續作為事業單位加以管理;如果確定它是經營性的單位,要走市場的路子,就要按照企業體制來管理,所以就必須有一個轉制的問題。中央對區分新聞出版單位的性質的問題提出了明確的界定:今后作為事業管理的一部分,非營利的機構主要指的是黨報、黨刊、電視臺、廣播電臺和人民出版社(或者是無盈利能力的政策性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務不是參與市場經營,而是主要為黨和國家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服務。出版行業目前主要確定人民出版社作為事業單位保留,已經進入集團的要從集團里劃出來,沒有進入集團的不再進入集團。要保留的中央和各省市的一個人民出版社,主要就是擔負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的宣傳和意識形態任務比較重的一些工作。人民出版社出書的范圍,我們正在研究做出規定。除了黨報黨刊、人民出版社以外的報紙、期刊、音像電子出版、圖書出版社,基本上都要分期分批轉制為企業,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內部管理體制、領導機構和運行機制的改造,把它改造成一個獨立的市場競爭的主體。
記者:您說的我明白了!經營性的出版業從傳統的事業單位轉向出版企業,可以在現代企業制度中獲得解放,具體而言,出版業怎樣進行改制?您能否指點迷津?
柳斌杰:我以前曾長期做經濟工作,比較重視從經濟規律看問題。我只是談談個人意見。轉制以后進入企業管理的軌道,就不限于原來新聞出版業管理的一些規定,要按照公司法、企業法來確定公司的結構。
在分清了哪些是經營性的、哪些是非經營性的單位之后,我們就要確定一部分新聞出版單位要進行由事業單位轉為企業體制的轉制,怎樣轉制這是目前我們需要研究的問題。第一,在確定為經營性的出版單位之后,要制定自己的轉制方案;方案要包括這么一些東西:其一是單位的產權關系,就是誰的財產,誰是出資人,要把它弄清楚,以便于轉制以后確定它的股東是誰;其二,在轉制中要把企業所屬的經營性的資產搞清楚。有多少資本,有多少經營性的資產,家底要搞清楚。這個家底就要通過社會中介、一些評估機構對我們單位的國有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的資產來進行評估。這第二項確定清楚之后,要確定轉制以后的企業的體制。轉制以后的體制,是一個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還是獨資公司,這些都要依據國家法律搞明確、搞清楚。這里特別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明晰產權,國有資產不能流失。
第二,要依法確定管理體制。轉制以后進入企業管理的軌道,就不限于原來新聞出版業管理的一些規定,要按照公司法、企業法來確定公司的結構。如果是公司制的,必須明確公司制的出資單位和股東;假若轉制以后還是一個國有獨資的公司,那么確定公司的經營體制就可以了。假若轉制以后,企業要成為股份制的公司,其中有了國有股,也有了企業的法人股,也有了職工股或其他要素入股,就變成了一個規范的股份制企業。到時候公司的領導體制只能是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負責制的企業體制。相應的,就要確定董事會的組成人員。按照現在公司法的規定,國有企業出資人的代表、企業的代表、企業職工的代表還有其他股東的代表組成完整的董事會。如果仍然是單一的國有投資的一個出版單位,只能是公司制,就不能成為股份有限公司。它的財產代表就由出資單位的國家代表機構來委任。中國出版集團目前就屬于后一種情況,國務院作為中國出版集團的出資人,它委托財政部來代表國務院行使資產管理的責任。單一的國有制公司還必須由上級管理部門、資產的擁有部門委派它的領導機構,股份制公司則完全要靠董事會來產生領導機構,由董事會來聘任經營管理人員。
第三,人員過渡的問題。原來我們大家非常強調轉制過程中的身份問題。其實,轉制過程中,對于繼續從業的職工,只是改變了就業的方式和參加分配的方式,并沒有改變你別的身份。但在實際工作中確實也有一些問題。在事業單位,大家走的是一個平均線,是按照國家工資分配政策,按照一定的級別領取你的報酬。一些出版單位實行了一些靈活的獎勵政策,但作為事業單位這并不合法,只是過去提出“企業化管理”給了出版單位一份自主權。將來轉制到企業,有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企業搞得很好,職工的收入直線增加,比原來事業單位要高得多,這就不存在問題;但是也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轉為企業以后,有些企業經營得不好,企業的效益下降,影響了職工的收入分配,造成有些職工收入分配的水平下降,特別是離退休職工的生活保障可能遇到極大的問題。考慮這個實際情況,目前在改革中,針對人員實際問題,我們也出臺了一系列相應的政策,保證這一次轉制順利實施。原則上是離退休職工利益不受影響,現有職工有工作崗位,除自愿者外,不搞下崗再就業。
第四,轉制之后企業的發展方向問題。轉制以后企業基本上都要按照市場規則去運行。從我們新聞出版業來說,也要對轉制以后的企業開辟發展的道路,主要就是鼓勵兼并、重組、股份化,鼓勵企業在經營產品的同時也經營資產。讓它在市場競爭中盡快做強做大。在轉制企業就要走上產業化發展道路的時候,國家要制定一系列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在這次試點中,國務院已經出臺了十幾條政策,保證轉制以后的企業,有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
第五,企業本身的問題。轉制以后的企業要制定發展的規劃,特別要明確企業發展的思路和戰略。尤其是轉制以后進行公司制的改造、準備上市融資的這些單位,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思想和戰略,通過股市募集的資金要做什么,發展什么,這是一個前提條件。總的原則是發展主業,壯大主體,在關聯產業上下功夫,始終保持新聞出版業的主導地位。
最后一個環節,就是轉制以后的企業到底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很多同志關心轉制后的新聞出版企業到底是歸誰管?總的體制是黨委領導,政府管理,行業自律,企業自主經營。“自主經營”是企業和事業的根本區別。轉制為企業以后,它就是一個市場獨立的主體,它歸市場來管,在市場主導下來發展,不隸屬于任何一個單位,不由任何一個部門來單獨管理。那么國家怎么管理?國家像管所有的企業一樣,出資部門管人管資產,稅務部門來管理你的稅務,工商部門來管理你的工商登記,新聞出版部門來管理你的業務。該管什么就管什么,但是這個管理是依法管理的問題,不是一個隸屬關系的概念。出版企業是一個單獨的市場法人主體。目前規定轉制企業以后,黨政關系維持不變。
記者:您對于出版業改制的一番妙論讓我茅塞頓開,大有躍躍欲試之感。但是,任何改革都需要付出代價,轉制過程中帶來的產權關系問題、事業體制下積壓的庫存、不良資產和不良債務問題、人員安置和分流問題、企業的發展思路和發展方向問題等,如一個個燙手山芋,擺在出版人面前。如何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如何在市場經濟中找準自己的定位?如何能把握機遇,在改制大潮中乘風破浪?一言以蔽之:轉制過程中的難點是什么?
柳斌杰:這些問題問得好!很有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我認為:首先,是一個觀念問題,就是思想觀念的轉變。我們現在正在從業的一大部分人,主要是在計劃經濟的事業體制下培養起來的,所以比較熟悉事業單位體制運行的這一套規則。管理部門也是比較熟悉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的這一整套辦法,所以我們當前有一個轉變觀念的問題。其中不要過分夸大新聞出版業的特殊性,而否定它的一般性,新聞出版產品的特殊性,就是它是一種文化價值觀,它有某些意識形態屬性,而它的一般性,恰恰是它是一個產品,它的生產、加工、制造、包裝、上市,都和其他任何產品沒有兩樣,而我們對這一點并不十分了解、并不熟悉。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整個新聞出版業遠離了市場、遠離了群眾,發展的前景越來越不明確,對于國內外的嚴峻挑戰沒有應對能力。這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從思想觀念上進一步解放自己,繼續沿用市場經濟沒有建立之前、我們在新聞出版行業形成的一些舊的思想觀念和辦法來處理新問題。所以要轉制,首先要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從計劃經濟那一整套思想、束縛下擺脫出來。
第二個問題就是產權關系問題。新聞出版業過去要求是單一的國有投資,而事實上,很多單位的國家投資很小,大部分是在自身經營、發展過程中積累起來,有一些報刊還吸收了一些其他的資本。那么到了改革的時候就碰到了這個問題,我們這個出版社、我們這個報社、我們這個雜志社擁有的資產到底是誰的?按照法律,現有的新聞出版單位無論以何種方式形成的財產都是國有資產,國有資產就要按照國有資產轉制的一套規則來進行,這個是大家感到比較困惑的問題。在試點單位中也碰到一些報社、一些雜志社、一些出版社吸收了其他各方面的資本,而在轉制過程中,完全作為國有資產,他們覺得心里就很不平衡。這個問題,我想大家應該這樣看,就是在我們現在說的由事業單位轉為企業的過程中,我們是作為一個國有事業單位轉為國有企業,所以全部資產進入企業這是正確的,是符合我們國家現在的財政管理規定和法律規定的。對于企業本身的利益和對于職工的利益怎么體現,那就要在下一步進行股份制改造的時候,體現為企業的法人股或者是職工的自然人股。通過它的股份制改造來體現職工或者企業本身的利益。這樣我們就把這兩次轉制的不同要求分開,減少了第一次轉制的難度,這是對財產認定的問題。那么對財產在轉入企業以后處置的問題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組建為企業集團的,只要符合國家條件,政府就可以通過授權資產經營、委托企業來經營它這一部分資產。很多小的出版單位也要求資產授權經營,這個從法律來講是不可能的。為什么?資產授權經營是有條件的,按照我們現行的法律規定,資產授權經營有這幾個基本條件:一個是要具備一定規模的大型集團,集團必須有核心公司,核心公司的注冊資本不能少于5000萬元,核心公司以外至少要有五個以上的獨立法人企業,這五個以上的法人企業加起來的注冊資本也不能少于5000萬。也就是企業集團必須在1億元資本以上才能取得資產授權經營的資格,這是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是要有很好的經營業績,授權資產經營的企業,它的平均利潤率必須要高于行業的平均利潤率。第三個條件,是企業的領導班子強而有力,要具有駕馭市場、開拓市場、占領市場的能力。到目前為止,國家授權經營的大型企業集團也不過一百多家,主要是集中在資產5億、利潤5億元以上的大型企業。新聞出版行業是作為一個例外,沒有按照大型企業集團的這個標準去授權,所以最近也已經先后有一些授權。像國務院已經為中國出版集團總公司授權資產經營,四川省人民政府為四川新華發行集團授權資產經營,福建省人民政府已經對福建省新華發行集團授權經營,遼寧省人民政府對遼寧省出版集團已經授權資產經營等。剩下一部分不能授權資產經營的國有新聞出版企業怎么辦?可不可以經營資產?這在一般情況下是沒有資產經營權的,因為政府并沒有授權你經營資產,而只是授權你使用它的資產。這種情況下,要遇到結構調整,要遇到資產重組,要遇到兼并、收購怎么辦?按照國有企業的一般作法,要向上級主管資產的部門事先打報告、請示批準,才可以進行資產的重組。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于人員安置的問題。我們有一部分職工可能在企業結構調整、資產重組的過程中,通過競爭、競聘沒有找到單位,我相信大多數我們這個行業的同志是能夠找到自己的位置的,但確實也要盡量防止有一些人將來失掉了工作。這次,中央也提出了一些思路,就是一般在文化行業進行體制改革過程中不主張使用下崗這樣一種概念,確實有少數人因為崗位競爭等等問題造成失去工作機會的人,企業在一定的范圍內給予調整,安排其他的工作。因為新聞出版行業主要是些文化人,文化人職業適應的能力很強,和一般工人不一樣,工人長期固定在一個崗位上工作,離開這個崗位就沒有其他特長,所以就存在著下崗、培訓再就業的問題。而文化人不存在這個問題,所以不再用下崗這個辦法,而采用其他的辦法解決問題。比方說,在一些大城市,文藝團體經過進行股份制改造以后,有的變成了民營的,有的變成了股份制的。其中有一批沒有進入工作崗位的文化工作者就轉移到其他文化戰線上,比如,社區的文化教員,文化館、藝術館的文藝活動骨干等。最近,在轉制過程中,大家在人員安置方面還提出了一些新的其他的問題。我們也正在作調查研究,準備在下一步全面推行文化體制改革中,繼續完善這些政策,將轉制過程中可能給相關人員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點。
第四,關于不良資產債務的問題。我們轉制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企業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參與市場競爭。但是現在有一些企業在事業體制下過去積壓了一些問題,比如說出版單位庫存積壓問題,由于過去出庫就要上稅,很多單位賣不掉的書就不出庫,庫存積壓越來越多;有一些單位有不良的資產,有一些單位有不良的債務,這一次在轉制過程中,對于不良資產、不良債務進行一次性的核銷。在企業凈資產中扣除這些債務、這些負擔,由國家來核銷這些不良資產,減免不良債務,使企業能夠輕裝上陣。所以在轉制過程中搞清家底、搞清庫存、債務、債權是非常重要的。能不能把這些問題一次解決掉,這是關系到企業能不能輕裝上陣加快發展的問題。
第五,就是關于稅收、財政政策方面的問題。也有一些同志擔心過去作為新聞出版單位可以享受一些財政、稅收方面的優惠政策,轉制以后會不會受影響。我首先回答不會受影響。國家規定,確定在轉制為企業的這些新聞出版單位,原來享受的財政補貼繼續享受,原來享受的稅收減免的政策繼續享受。不會因為你轉變成為企業的性質,就改變了原有的財政稅收的政策,在此基礎上國家還出臺了一些新的財稅政策給予扶持。至于政策能夠享受多少年,這要看改革發展的情況。目前確定是在2008年之前是不變動的,至于2008年以后國家的財政稅收政策有些什么重大變化,現在還難以預料。
第六,國家對改制企業的發展方面給不給予支持,給以那些支持?國家的支持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國家確定轉制為企業的報業集團、發行集團、出版集團可以以集團作為一個納稅單位,企業里邊所有的納稅單位可以由企業集團統一繳納所得稅,作為一個納稅單位,可以在內部盈虧相抵,平衡以后,剩下的部分繳稅,這是一項支持的政策。第二個政策,轉制以后的企業投資、創辦的新的文化企業,5年內是免稅的,支持企業在這5年內利用稅收支持政策加快發展,盡快壯大起來。國家對文化企業的政策是很優惠的。
三、發展的五個戰略
記者:“十六大”之后,黨中央在新聞出版改革領域采取了重大措施,體現了“執政為民,立黨為公”的先進理念。您是如何點評這些舉措的呢?
柳斌杰:黨中央首先提出新聞出版要進一步貫徹“三貼近”,我覺得這是對以前新聞出版業方向的進一步明確。大家要理解中央提出“三貼近”的重要意義,為什么要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就是某些新聞出版產品還存在“三脫離”:脫離了生活、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三貼近”原則一提出,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歡迎,也得到了新聞出版業一致的擁護。過去大家常常處于兩難的境地。過分地強調意識形態,注意意識形態的宣傳作用,失掉了市場、失掉了群眾。如果一味地迎合群眾、迎合市場,又削弱了對主旋律的宣傳,一直是處于這么兩難的境地。這次黨中央提出貫徹“三貼近”的原則,就給新聞出版的改革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
接著改進新聞宣傳。大家知道長期的新聞宣傳總是存在群眾歡迎不歡迎的問題。什么原因呢?群眾反映新聞中會議太多、領導活動太多,沒有新意的講話太多,大家形容版面上都是領導長篇講話,電視上都是領導活動。中央高度重視群眾意見,所以從2003年“兩會”開始就改革新聞報道。在新聞上突出了關心群眾熱點問題、報道基層生活這樣的方向,減少了對會議、對領導活動的報道。所以“兩會”新聞報道的轉變引起了國內外的關注。緊接著就碰到了伊拉克戰爭和抗擊“非典”這兩件大事,中國新聞事業又經歷了一次考驗。在這個基礎上,中央改革了突發事件報道的管理辦法,所有的國際、國內的突發事件都應該及時、準確地給予報道,這就促進了新聞的進一步改革,提高了我國新聞報道的公信力。
接下來做的事情大家也看到了,整頓黨政機關的報刊。外界有一種誤會,認為我們要砍掉多少報紙、多少刊物,不是這樣的。我們這一次針對的目標主要是黨政機關的報刊,就是依靠權利攤派發行的報刊,換句話說市場不需要這樣的報刊。市場不需要怎么能辦下去?依靠黨政機關的權力攤派。我們到一個地方調查,一個部門的刊物,依靠行政攤派發行58萬份,就是行政攤派發行。后來當地黨委決定這種依靠權力攤派發行的刊物可以脫鉤進行市場化經營,結果一下子由58萬份掉到了2萬份,自然就倒閉,辦不下去了。這就說明黨政機關的報刊依靠行政權力攤派增加了基層和人民群眾的負擔,所以中央下決心要解決多年解決不了的問題。黨中央國務院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體現了民意。人民日報已經公布的名單有600多家黨政機關辦的報刊已經撤銷,下一步還有幾百種要管辦分離,或者是劃轉到一些新聞出版單位去,這是中國新聞出版改革的重大舉措,解決了多少年來體制方面的弊端。這是目前在新聞領域改革的一些措施。
在出版方面主要是進行不同性質出版集團改革的試點。黨和國家的重要媒體及一部分公益性的出版單位繼續深化內部改革,比如說像《人民日報》、《求是》以及各地方的省報,這樣一些報紙主要是深化內部改革,增強公共服務的功能。還有少量的出版社,比如政策性的出版社也是按照這個方向進行改革。另外一部分經營性的出版單位,面向市場,進行產業化經營都要轉制,按照企業的要求進入市場,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目前也選擇了一批在進行試點,進行轉制,進行股份制改造。這是從兩個方面進行試點。按照“十六大”的精神進一步深化新聞出版業的改革,首先是在體制上要突破,以前的改革關鍵是在體制上沒有突破,單一的國有制,單一的國營發行主渠道一直沒有突破,這一次在體制上要進行突破。這是和以前改革不同的地方。
這次改革還要在理順關系方面做大量工作。過去新聞出版單位都有黨政軍群機關主辦、主管的限制,在關系上就比較復雜了,既有黨委部門的領導,也有國家行政主管部門的管理,還有所辦單位的上級管理,這一次主要就是要理順這個關系,讓所有的新聞出版單位都成為獨立經營的主體。能夠實現國家資產授權經營的,一律要資產授權經營,政府部門除了法律規定的相關任務以外不再干預企事業單位的生產經營。在體制上有很大的轉變,所以這一點逐步要向國際上通行的管理原則靠近。政府主管部門不具體管企事業單位,由過去只管自己所辦的新聞出版單位變成社會監管。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
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過去不允許其他資本進入新聞出版領域,只有國有資本,現在從不同的環節上有條件地向其他經濟成分逐步開放。這就為新聞出版業的發展,開辟了健康的融資渠道。過去之所以發展受到了限制就是投資渠道不暢通,難以做強做大,現在增加了融資渠道,開放這些內容,從投資上給了一定的活力。
記者:目前新聞出版產業發展中通過改革要實施哪些新的戰略?
柳斌杰:我想有這樣幾個方面:第一是集約化經營的戰略。中國的報紙、雜志、出版、音像、廣播、電視都是過散、過亂,規模很小,數量很多,都是不成氣候的,大多數不能在市場上參與競爭。我們提出要集約化經營,要依托現在一些名牌、名社組建一批有實力的跨國經營集團,經過一個時期之后中國也有類似新聞集團、時代華納等等這樣的跨國經營的傳媒大企業。
這里面需要說明的就是有一些輿論在批評,現在的改革是一個模式,就是組建集團,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們是要組建一些集團,從這些集團里面再培育出一批跨國集團。因為中國缺乏這樣的大型傳媒集團。但同時也不忽視專業性出版集團的建設、改革和發展,同時還要支持一些中小型的、有特色的新聞出版單位的發展。從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來看,也是這一種情況,一是占主流地位的大型跨國傳媒集團,二是專業性的新聞出版集團,三是一些小而特的新聞出版單位。比如說德國、法國、意大利一些家族式的報紙、期刊、圖書出版單位生存了三百多年,也是很好的,雖然它小,但是有特色。整個布局將來大中小并存,所以不是單一的,傳說要把所有的新聞出版單位都劃到集團里面去,這是一種誤解。
第二是精品戰略。文化產品的消費和其他物質消費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它不一定完全靠經濟發展的情況來決定。購買房子、購買汽車,就遵循“票決”規律,由收入增長的規律所決定,而文化產品的消費恰恰不是這樣的,依靠的是文化傳統、文化氛圍和當時的文化氣候,世界上讀書最多的人并不是最富的人,而往往是窮人,這就是文化消費和物質消費不同的特點。所以名牌的效應就非常重要。聯合國每年都在公布世界上影響最大的一百種書、一百種報、一百種雜志、一百位作者,就說明這些名人在世界文化發展中影響是極大的。有些人幾千年不朽,有些書一版再版,所以名人效應是很大的。在中國發展新聞出版業也要依托名人、名牌、名社,實行名牌戰略,打造精品力作特別是想跨國經營,想走出去,不依托名牌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是走出去的戰略。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也是人類文明最優秀的一支,但是我們的文化弱勢也較明顯。我們知識生產的總量趕不上發達國家,中文信息在世界上占的比重很小很小,到國外一看幾乎看不到中國的文化影響有多少,這與我們當前經濟地位是極不相稱的,所以文化走出去也是當前的一個任務。我們老是消極防御別人的文化滲透,為什么不走出去滲透他人呢?所以要解決文化產業發展中的眾多問題。當然我們語言上的不方便,這一點通過兩個方面的工作來解決,一個是在全世界推廣漢語教學。現在全世界已經有6千多萬人在學習漢語,進行漢語水平的考試,說明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向國際上普及漢語知識、推廣中國文化,這是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要通過國外的傳播渠道、國外專家把中國文化的精品譯成外文,傳到全世界。中國也要下決心向外推介自己的文化。這些年來通過努力,在新聞出版方面,在國外已經設立了一些電視臺、電臺、出版報紙刊物的機構,但是對主流社會的影響還很小,主要就是文化觀念上的差異、語言上的障礙。我相信通過中國的發展,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地位的提高,我們在世界上的影響會越來越大,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新聞出版行業責無旁貸地擔負著傳播中國文化的責任。這是目前也要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
第四是科技興業戰略。新聞出版處在信息業的前沿,科學技術是發展的推動力之一。要采用先進技術、先進設備和先進管理,提高采編、加工制作、傳送、包裝、銷售的水平和產品質量,生產科技含量高,創造性強的知識產品,增強我們原創能力和核心競爭力。
第五是人才戰略。新聞出版行業是一個高知識、高智力的行業,核心競爭力就是人腦加電腦,而電腦也是人腦設計的,所以歸根到底是人才的問題。外國傳媒集團進入中國的首要任務就是挖掘中國的優秀人才,推行人才的本土化。這就面臨一個人才競爭的問題,新聞出版的人才面臨著多種選擇,有了外國集團、有了國內集團,現在的有名主持人別人200萬就挖走了,英文好的幾乎都到海外發展了。報紙主編也是年薪百萬、二百萬元就被別人聘請走了,出版專家也是同樣的。所以要創造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要形成留住人才的機制。要大力培養新聞出版方面的人才,要培養一批在國內一流、國際知名的名編輯、名記者、主持人、出版商,要造就這樣一批人才。過去在這個行業過分看中意識形態的作用,沒有站在產業、事業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所以經營管理人才奇缺,現在不適應國際競爭的需要,所以要進行人才隊伍的建設。
記者:如何看待當前新聞出版改革的思路和實踐?怎樣把握兩者間的契合點?
柳斌杰:我覺得主要是要解決思想觀念的問題。值得強調的有這么幾點:
一是新聞出版行業以至于整個文化行業的產品是有兩種形態,在思想觀念上必須要分清楚。一方面是一個觀念形態,表達一個認識、思想、文化、價值觀,另一方面又表現為物品,是一種載體,一種傳播的渠道,這兩者的關系一定要認清楚。否則就看不清楚改革思路是怎么確定的。一方面要重視觀念形態的東西,這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學習會議上關于文化產業問題講話中講的,在文化觀念方面,一定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把中國的文化傳統和現代化的要求結合起來,進行思想文化的創新。另一方面是物質產品,在物質形態方面就要按照物質生產一般的規律進行產業化生產,市場化經營。
二是有兩種屬性,既有意識形態的屬性,又有市場商品的屬性。比方一份報紙,它傳達了一些信息,進行了輿論的引導,這是意識形態屬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又是一個產品,又在市場上去賣,有商品的屬性。如何處理意識形態屬性和商品屬性,要用新的觀念去看待。過去我們認為在處理意識形態方面加強宣傳就是占領出版物版面陣地,現在看來你的陣地不只在紙上,重點在市場,占領市場就是占領陣地,退出市場就是失去陣地,銷售你的產品就是傳播你的觀念,要把市場和陣地統一起來,這樣就避免在這方面左或者是右的思想的干擾。
三是兩種行業性質,一種是事業,一種是產業。新聞出版作為黨和國家文化建設的一項重要事業,擔負著重要的責任。但是也是一份產業。事業的繁榮要靠產業去支持,就像人一樣,要有精神,首先要有身體,身體健康才能生產更多的知識、精神、力量。人的精神活動和身體是分不開的。新聞出版行業恰恰也是這樣的問題,既是表達一種精神,也是一種物質實體。過去我們錯誤的地方就在于只強調精神這方面,忽視了物質生產方面的屬性,現在要強調兩個方面的生產。
四是兩種功能,也不能忽視。一種功能作為信息的渠道和知識的載體,新聞出版歸根到底是信息載體、知識傳播的渠道,從這方面來講,它是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離不開的。另一方面,它作為文化產業的基礎產業,書報刊音像制品、廣播電視這是基本產品,是現代人離不了的產品。它也是作為文化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民消費和生產力的增長點。所以它的產業價值、產業意義也不能忽視。所以過去大家一提到文化行業,就以為是只產精神,不產物質,實際上現在的文化行業是規模極大的物質生產行業。大家到國際上看看,美國文化產品的出口已經占到美國出口產品的第一位,好萊塢的大片,音像制品已經控制了全世界75%的市場。美國并不說傳播它的文化價值觀,而是推行它美國文化產品,這是它高明的一步,發展文化產業。韓國文化產品也已經占到他們國民經濟GDP的13%,成為它第一大支柱產業,而且目前主要是瞄準中國的文化市場。卡通、電視劇、電影都在向中國傳播。韓國和日本的游戲軟件也是在中國市場占主導地位,成了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日本的大公司,比方說松下、東芝這樣的家電傳統產業都轉向文化內容產業的生產,主要在用現代文化產業改造傳統的家電企業,恢復企業的活力。所以這一切說明文化產業也是當前國內消費的增長點和經濟的增長點,對發展經濟也是極具重要意義的。從事文化行業的人,過去只注意它的意識形態作用,而忽視了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記者:最后一個問題:我很想聽一聽您的心聲——您如何評價新聞出版改革的實踐和前景?
柳斌杰:新聞出版改革是社會最敏感的領域,加上外部力量十分關注中國新聞出版的改革,使這方面也存在諸多的問題和矛盾,所以推動這場改革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我們行業內、社會各界,特別是各級黨政領導干部高度關注、大力推動才能實現。因為新聞出版是一個公共產品,它的每一個結果都會對公共利益帶來某種影響,所以它發生的一切變化都與我們當前整個社會的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都產生影響。所以在思想上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開拓創新,實現“十六大”提出的與時俱進的要求;在行動上又必須十分謹慎,所以從2001年開始到現在,一直處于試點階段。原來的一些試點解決了一些問題,但是沒有解決體制方面的問題,已經開始的這一輪試點主要是在體制上要有突破,為下一步全面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積累一些經驗,所以在行動上是非常慎重的。中央提出在推動新聞出版改革方面,要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先點后面,協調推進的原則。各地不必一個樣,東部地區市場發育程度高,市場化進展就快,西部地區市場發育程度低,推進的方式也不同。對事業單位、企業單位,對既有事業屬性,也有企業屬性,各種不同類型要分類進行指導。在各個層面上都選擇了一批企事業單位作為試點先走一步,然后把整個新聞出版的改革放在國家文化建設、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全局中去衡量,讓它協調發展。因為在一些國家在新聞出版改革方面有一些沉痛的教訓,我們也不能不注意。總而言之,“十六大”之后,新聞出版改革進入了實質性的階段。大家都可以看到,無論新聞還是出版,在創新體制、轉換機制、改革管理等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國內外一直都十分關注,下一步還要繼續沿著這個方向,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繼續推動新聞出版業的改革,推動新聞出版事業的大繁榮和新聞出版產業的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