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接受本報記者專訪，稱新聞出版業改革將全面提速，不再只限于試點單位。

　　訪談動機——

　　今年1月，新華社播發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上就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作了重要講話。我國新一輪文化體制改革已經拉開序幕。新聞出版領域的改革將走向何方？新聞出版相關產業如何發展？有哪些具體部署？帶著這些問題，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了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

　　關于新聞出版業改革

　　“新的法人治理結構落實后，過去的那種無人負責的狀況將改變，資產上、導向上、社會責任方面都能有效監督。”

　　“報業品牌、版號、書號、刊號，在轉企改股經營活動中，這些無形資產不轉讓，仍然屬于國有報社、出版社，是國家專屬權。”

　　“過去事業單位最大的問題是資產沒有核算，出資人不到位。大家看到國家在經營資產，而單位沒有處置的權限，大家都不在意資產效益。”

　　兩年試點，改革獲實質性突破

　　新京報：如何評價2003年至今的新一輪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中的新聞出版業改革？

　　柳斌杰：2003年6月，中央部署文化體制改革新一輪試點工作之后，新聞出版總署對新聞出版行業改革做了部署。當時，中央選定的試點35個單位，新聞出版行業就占了21個，報紙8家，出版7家，發行企業6家。文化和廣電各是7家。應該說，經過兩年多的試點，新聞出版行業的改革整體思路比較清晰，方向比較明確，組織推動有力，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

　　報刊方面的改革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黨報，黨報按照宣傳經營兩分開的方式進行了試點；另一類文化科技經濟社會類報刊則按照不同性質進行不同的試點：比如新華社的《中國證券報》、重慶的《電腦報》，這類報紙按照轉企改制走向市場的原則進行了試點；而《北京青年報》、《今晚報》，新聞性比較強，則按照主業輔業分離的原則去處理。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青年報》組建的北青傳媒已經在香港上市，成功利用境外資金發展自己。

　　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社會公益性質較強的出版社，其他原則上一律轉企改制。

　　而發行企業呢，已經是企業的進一步進行股份制改造；尚未完全改制到位而實行企業化管理的，首先完全改成企業體質。到目前為止試點比較成功。

　　三大措施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新京報：在改制過程中，新聞出版總署是如何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

　　柳斌杰：新聞出版體制改革過程中，我們汲取了過去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的經驗教訓。對此，我們有幾個措施：第一，凡是轉企的，首先必須核定資產和明確產權，原來投資的多少，或是在經營過程中增加的資產，都要通過市場中介機構進行嚴格地評估，保證資產不縮水。這是因為新聞出版單位的資產和國有制造業的資產不一樣。制造業一次性投資很大，廠房、土地、機械設備，生產線等都需要很大的投入，而新聞出版單位往往開辦費很少，有些就是給幾十萬元租個地方，慢慢就發展起來了。所以不能看原來的投資多少，要看現有的已經形成的實際資產多少，要保證這些年企業的經營所積累的資產不縮水。

　　第二，對國家特有的資源所形成的無形資產不轉讓。具體來說，報業品牌、版號、書號、刊號，這些資源是國家壟斷資源，目前雖然沒有評估的辦法，比如商務出版社品牌值多少錢，光明日報出版社品牌值多少錢，我們沒有評估過，但是在轉企改股經營活動中，這些無形資產不轉讓，仍然屬于國有報社、出版社，是國家專屬權。

　　第三，內部進行股份制改造時，國有資產不量化到個人，不允許個人持股，保證國有資產的完整性。

　　新京報：在過去的國企改革過程中，一些企業國有資產出資人不明確，往往成為改革的障礙。在新聞出版領域，我們如何解決出資人到位的問題？

　　柳斌杰：過去事業單位最大的問題是資產沒有核算，出資人不到位。大家看到國家在經營資產，而單位沒有處置的權限，大家都不在意資產效益。轉制后，情況不一樣了，國家要求資產保值增值。在這樣一種體制情況下，轉制后的資產歸屬清楚了，明確了出資人的代表，資產屬于哪里管理。

　　比如，國務院批復中國出版集團的公司時就對其資產由哪里管理做了明確規定：由國務院委托財政部監管。

　　通常國有企業經營由國家派出產權代表，現在報社、出版社多數是單一的國有，國家派出的法人代表、社長、總編輯，是代表國家管理。將來要進行股份化，實行法人治理結構，那么就要明確股東自己的產權概念。現在搞股份制的已經都非常明確，有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股東、代表意識形態管理部門的股東。

　　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還設計了一種專家名流選拔的獨立董事，對企業社會義務進行監督。新的法人治理結構落實后，過去的那種無人負責的狀況將改變，資產上、導向上、社會責任方面都能有效監督。

　　關于改革的原則——

　　“三年內所有的國營發行企業，都要進行股份制改造，民營、外資共同發展。”

　　新聞出版業改革不再只是試點

　　新京報：中共中央、國務院最近就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聞出版總署有何計劃？

　　柳斌杰：我們正在進一步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精神。首先制定了新聞出版業進一步改革的實施意見，已經上報中央。新聞出版行業的改革將不再是限于幾個試點單位、試點地區，而是有步驟地全面推進，全國的報業、出版社、期刊和發行業都要深化改革。

　　在思路上，我們堅持上次試點的那幾條原則。第一，公益性的黨報黨刊、時政類報刊、人民出版社、少數民族文字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單位重點放在內部機制轉化上，按新的事業體制深化勞動分配人事制度改革，使得它們進一步增強活力、改善服務、增強公共服務的能力。

　　第二，經營性的，包括一般性的出版單位和文化、藝術、生活、科普等報刊社，逐步轉制為企業，實行市場化經營。這方面我們要繼續推進。

　　第三，進一步深化市場的改革。我國在出版物發行市場上，已經兌現了加入“世貿”時的承諾，實現了對外開放，也初步形成了國有、民營、外資多元投資、多元主體、競爭發展的產業格局，我們還要繼續推進。我們提出，三年內所有的國營發行企業，都要進行股份制改造，民營、外資共同發展。

　　第四，政府自身的改革。

　　徹底地實施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分開、管辦分離，建立一整套依法行政的體系，使新聞出版業的監管走上法制的軌道，由過去單純依靠行政監管變成依法監管為主，形成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行業自律等多種手段并用的管理體制。

　　總的來說，我們按照以上這四個方面的原則來推進新聞出版領域的改革。

　　允許轉制企業跨地區經營

　　新京報：在新聞出版業改革方面，有什么新政策？

　　柳斌杰：改革當然要有強有力的政策去推動，2003年開始試點時國務院已經出臺了不少政策，目前這些政策在進一步落實中。

　　在新聞出版的政策方面，一開始我們提出幾項政策：一是轉制為企業的允許它跨地區經營、興辦新的出版企業，這個也需進一步做出明確規定。因為現在新聞出版要跨地區經營限制得比較死，異地要辦個出版社、分支機構，還有很多障礙。今后要對轉制以后的集團進行支持，就要切實落實這項政策，我們將出臺一些可操作性的辦法，促進企業發展。

　　二是轉制為企業以后，政府要適當地配備出版資源讓它調整結構。大的集團不能單一經營，出書籍的只出書籍，辦報紙的只辦報紙，那是不可以的。傳媒資源應該統一開發利用，一個集團應該是復合型的，即一種信息用多種媒體傳播，集團中的各種資源可以把它加工成各種產品。目前，我們現在還沒有落實資源配制政策，下一步轉制到位的出版企業要落實資源優先配置的政策。資源配置要打破計劃經濟時代按行政級次平均分配的模式，要向優勢集團傾斜。

　　三是推動出版發行單位壯大自己的主體。過去在分工方式上限制太死，要適當地放開一些。

　　四是運用政策力量支持新聞出版單位“走出去”，讓我國的新聞出版產品占領國際市常目前我們出版物出口還主要集中在華文圈子里面，主流市場很難打入，這是我們的主攻方向。

　　關于出版業改革——

　　“中國出版業大而不強，很大的問題是缺乏名牌企業和戰略投資者。”

　　推動發行集團盡快上市

　　新京報：據了解，最近四川新華書店發行集團有限公司準備上市，請介紹一下相關情況？

　　柳斌杰：四川新華書店發行集團有限公司一年前進入了輔導期，準備在香港H股上市。目前，遼寧出版集團也正按照上市公司要求在規范改造，計劃今年上市，目前也進入輔導期，上市地點可能在國內，也有可能在國外，這還沒完全確定。還有浙江的發行集團、江蘇的發行集團，也會在完成企業體制和公司制改造以后加快上市。

　　上海的做法比較特別，上海新華發行集團和世紀出版集團進行了國有股份制改造，目的是在內部實現股份化，引進公司制管理的概念，按照政策規定，在資本市場實行掛牌出售，通過股份轉讓實現資本的多元化。

　　新京報：中國出版業是否也像國有企業那樣確立了進入世界500強的目標？

　　柳斌杰：中國出版業大而不強，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名牌企業和戰略投資者。缺乏的原因是計劃經濟體制下，新聞出版行業是按照行政級次配置資源，基本上是平均分配，沒有形成市場主體。現在要發展，急需培育市場主體，所以我們提出集團化，目標是打破計劃經濟格局，扶持一些有條件的新聞出版企業能夠在市場上脫穎而出，成為市場的主體企業。

　　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我們先后建立了一批集團。但是這些集團是事業集團。我們的目的是通過集團造就一些中國一流、世界知名的出版企業，讓它們成為國內市場的主導企業，成為進軍國際市場的主力軍。

　　我們希望在幾年以后，通過市場機制形成七八家中國出版的強勢企業集團，它在市場的份額中能占到70%到80%，在國際市場能代表中國出版業形象。

　　明年起全國大部分地區農村義務教育教科書免費提供

　　新京報：有人擔心，市場化往往是唯利的，這與給老百姓帶來公益性的服務之間存在一定矛盾，比如對兒童有真正幫助的書可能需要多出版一些。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柳斌杰：這是一個普遍擔心的問題，其實事業單位也存在這個問題。在出版方面，我們已經從幾個方面來解決。首先，在內容上我們提出了“三貼近”的要求。近兩年來，面向未成年人、面向“三農”，面向兒童等人群出版的書越來越多，滿足讀者的報刊越來越來豐富，如《新京報》就很受市場歡迎。

　　第二，在解決老百姓讀書難問題上，我們有幾個措施。一是從明年開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動下，全國絕大部分地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教科書都由政府免費提供。二是減少教輔材料的出版，控制總量。今年我們有一個治理教輔專項工作，重點解決老百姓反映強烈的問題。

　　第三，增加市場需要的圖書品種。現在表面上看，好像中國圖書很多，好像已經成為賣方市場了，其實不是這樣。美國2億多人口，一年出版28億冊書，平均每人10冊書。我國現在人均5冊書都達不到。

　　第四，擴大市場的覆蓋面。據估算，7億多農民的家庭平均藏書還不到1本，縣鄉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圖書館，近些年沒有進過新書。農民確實讀書難，我們正在和社會各方面合作實施“農村書屋”三農讀書工程，動員社會送書下鄉，給農民送去看得懂、用得上、買得起的書。

　　關于報刊改革——

　　“我們支持市場類的報紙，要壓縮行政性攤派的報紙。”

　　攤派報紙還要壓縮

　　新京報：2003年中央對報刊進行了整頓，300多家縣級報紙，除部分經營狀況達標的外，全部停辦，其他不在關停范圍內的部門報刊則予以劃轉。這項改革還將進行嗎？

　　柳斌杰：報刊布局上已經撤掉了絕大部分縣一級的報紙，以后還要適當地調整報刊布局。那些沒有市場沒有讀者的報紙還要壓縮，行業攤派發行的報紙還要壓縮。我們支持市場類的報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