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不少出版社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我們應當看到，出版業之年以能夠持續發展，在相當程度上是得益于我國宏觀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高速牽引、社會大眾對知識思想的普遍渴求、國民消費能力的不斷增強和出版市場的持續壟斷。在發展的之下，我國出版業依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僅從專業出版的角度來看，問題就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幾方面。

　　其一，沒有一家出版社擁有足夠豐富的專業內容資源，專業出版的產業集中度非常低?？茖W出版社是最有聲望的科技出版社，但它大概只在“天、地、生”領域位居國內一流，而且其中上只能反映相關基礎科學水平，對于相關應用科學和工種技術也不敢說獨領風騷。人民衛生出版社在醫療衛生方面擁有教材出版的優勢，但恐怕不敢宣稱足以反映我國的最高醫學水平。法律和財經出版社可以說是各自領域最有代表性的專業出版社，但遠遠沒有全面壟斷我國相關領域的專業出版資源。如果放眼世界的話，我國也沒有一家出版社擁有建設國際一流專業網絡和數據庫的經濟實力、人才實力和技術實力。

　　其二，相當多的專業出版社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切實擔負起出版相關領域最高最新專業成果的責任。那些最高最新成果，有的無緣出版傳播，有的成為海外出版機構的出版資源。相當多的專業人才，尤其是部分一流人才，成為海外出版機構的作者資源。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國專業出版界沒有完全起到相應起到的作用，特別是對我國科技進步和創新型國家建設的促進作用沒有達到應有的高度。

　　其三，眾多出版社實施跨學科、跨領域的多元化出版戰略，導致許多出版物在低層次上重復，結果擾亂了出版市場秩序（例如增長投機風氣、滋生版權官司、打殺發行折扣），浪費了不少社會資源（包括作者智力、編輯力量、讀者財富、印裝材料、書號盤號等），減少了大量社會福利。

　　其四，專業科技出版社對于引進反映高新科技成就的海外出版物缺乏驅動力和責任感，沒有為縮短國內外科技差距盡到應盡的義務。近些年，我國出版界引進了大量海外的版權，加劇了所謂“文化赤字”的嚴重性。遺憾的是，我們引進的版權大多集中在勵志、文學、少兒、英語、經管、電腦等領域。這些領域的選題當然也有助于繁榮我國的出版事業，但對建設自主創新型國家、促進科技進步和提升出版品味沒有太大的貢獻（其實，對于改善管理、陶冶情操的作用也未必有我們期望的那么大）。我們引進反映國際科技前沿狀況、一流成果和最高水平的專業出版物，可謂少之又少。個別領域有明顯改進的跡象，如醫學領域，近些年我們引進了不少歐美的相關圖書，或影印，或翻譯，已漸成氣候。但它們大多為實用性、操作性圖書，真正反映尖端科技成果的也不多。

　　形成上述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原因在于體制機制方面。從宏觀上看，政府主導出版資源的專業分工，出版社分屬不同條條或者塊塊、又大多實行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體制。這些因素導致各出版社有的天生麗質、富裕，有的生來寒磣、貧苦；但家家都是要發展不到哪里去，要死又死不了，好歹各自都有一個外力不可分離的“婆婆”，都有一塊他人難以涉足的領地。從微觀上看，出版社內部各層員工人人有行政級別，其經營管理與其說像工商企業，不如說像政府機關；“婆婆”考核出版社與考核下屬事業單位無異，出版社員工能進不能出，養人往往是管理層必須完成的重要內容，于是平均主義大行其道，息事寧人成為家常便飯；出版社既不可能通過兼并重組、資本運作等方式做大做強，也不可能通過待價而沽、喬裝打扮等手段出售自己；有的在選題戰略上像小熊掰棒子、掰一個扔一個，在經濟政策上奉行一年一結和“包產到戶”（利潤指標直接下達給編輯個人，忽視其他指標）的簡單主義，導致編輯人員普遍實施短期行為，無力、也不愿從長計議。

　　實行行政主導的專業分工，這在全世界是罕見的，它與我國的戶籍制度一樣，都是計劃經濟的產物，都是認為的限制某種資源的流動，因此都與市場經濟存在固有的矛盾。其實，專業分工本身不是沒有道理的。任何經濟人都在從事專業工作，只有專業的才可能是先進的，越專業就越有差異性（即產品差別）和競爭力。只是，市場認可的專業分工是競爭的結果，而不是競爭的前提，否則就不是市場競爭，而是認為的壟斷和保護，后者往往導致經濟活動的低效率和社會福利的損失。為了適度打破過分細化和嚴格的專業分工格局，10多年前，國家出臺“立足本專業，面向大科技”的政策，使科技類出版社在整個科技領域獲得了合法出版資格。實際上，隨著經濟、社會、科技的發展，各類專業出版社都越來越明顯地突破了專業限制，逐步向綜合性出版社看齊。

　　但這種“突破”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對于專業出版社而言，“突破”看起來是在拓展出版范圍，實際上有主動放棄差異和特色之嫌。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些本來有明顯專業特色的出版社，很可能因此“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或者“賠了夫人又折兵”。

　　有些出版社心態浮躁，這山看著那山高，沒有志向和耐心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深耕細作，不管自己是否具備必要的市場品牌、作者隊伍、選題資源、編輯力量和營銷渠道，盲目進入一個或多個與自己相距遙遠的市場，特別是競爭激烈的大眾出版市場。有些出版社對市場前景缺乏眼光和判斷，進入市場的速度又緩慢，結果尚未站穩腳跟，就被市場拋棄了。市場競爭的規則是優勝劣汰，“馬太效應“和”前三強法則“將使大部分出版社從競爭性領域淘汰出局。本是希望借機賺個盆滿缽滿，起碼也能從中分一杯羹吧，結果是經年累月之后依舊入不敷出，位居市場座次的10名甚至20名以后，可謂奮不顧身地賺個吆喝、賠個末座、做個分母。

　　出版業的上述現狀是令人憂慮的。眾多中小出版社生活在行政壟斷的環境里，窩囊一點的死守自留地，大膽一點的則像個體戶那樣去農貿市場吆喝較勁、磕頭碰腦，總的來說都沒有大出息。

　　盡管如此，整個出版陣地還是大致掌握在“自己人”手中的。現在我們面臨轉企改制，如果操作不當又放松管制，在我國出版市場上呼風喚雨的還是不是“自己人”，可就難說了。一旦國際專業出版巨頭乘機把觸角伸入我國，渾水摸魚，我們的優質作者資源、內容資源和人力資源有可能被其網羅走。倘若如此，我國的出版民族專業出版業將面臨淪為二流甚至走向頹廢的危險；隨之，創新型國家建設和科技進步都將會遇到不應有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