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學術出版自改革開放以來，走過了一段比較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的出書難、出學術書更難，到90年代的補貼出版、自費出版，再到21世紀以來的鼓勵原創、有限扶持，直到國家出版基金自2009年設立以來，積極鼓勵和扶持具有較高學術水平，對學科建設和社會發展有推動作用的原創性學術精品出版，學術出版才真正顯露出高品質、原創性、成規模、規范化諸多特點。可以說，中國學術出版正隨著國家出版基金等政策的支持，發生著深刻的轉型。目前，許多優秀學術出版項目和品牌逐漸露出了端倪。如《大飛機出版工程》、《中華海洋本草》、《新能源出版工程》、《納米科學與技術》等項目，集聚了學科資源，形成了特色優勢，得到了學術界、出版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評價和廣泛贊譽。

　　特別要指出的是，國家出版基金著力發揮引導作用，切實推動中國學術出版深度轉型，一批有學術理想和文化抱負的出版社開始響應國家戰略，適應學術出版轉型。這些轉變具體體現在：

　　學術著作從單本出版向品牌集群轉變

　　以往出版的不少學術圖書不成規模，難以體現國家意志，無法形成集群效應，品牌特色也不明顯。而近兩年，在國家出版基金扶持的圖書中，不少是知名出版機構以長遠的戰略眼光精心策劃的出版工程，并進一步打造成為優秀學者的聚集樞紐、學術著作的傳播平臺、科研成果的發布中心和代表學術水平的高地。如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連續獲得國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飛機出版工程”，在國家出版基金完成項目評分考核中被評為優秀，已出版圖書數十種，達3000萬字，涵蓋與大飛機研制有關的總體氣動、航空發動機、航電、結構強度、制造等多個專業方向，通過策劃出版國內外有關優秀著作，吸納國內外大飛機研制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打造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大飛機知識體系，為大飛機的研制提供決策參考和智力支持，被譽為“出版為國家科技發展服務的典范”。可喜的是，全球領先的學術出版機構——愛思唯爾出版集團經過認真的同行評議和選題論證，引進了5種“大飛機出版工程”圖書英文版版權，可見該系列著作的學術質量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

　　編輯加強主動策劃，從學者身后轉到學者身前

　　出版社從過去單向服務于教學科研，向引導學術品牌、促進科研融合、規范學科建設轉變。以往的學術出版活動以被動式為主，編輯往往跟在學者后面，靠學者“施舍”稿件和補貼過日子，撿到籃里都是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學術出版水平不高的狀況。國家出版基金設立后，不少有理想的出版社和敏銳的出版領軍人才，不斷增強策劃、組稿和平臺運作的主動性，以出版社為主體打造學術出版工程，逐步擔當起在某些領域引導學術品牌、促進科研融合、規范學科建設的重任。如上海交大出版社正在實施的“能源與環境出版工程”即是由出版社策劃、調動若干學科骨干參與的重點出版項目，該項目主編、上海交通大學原校長翁史烈院士感慨地說：“交大幾個學院、數百學者做了30年的能源與環境研究，基本都是各自為戰，只有出版社策劃了‘能源與環境出版工程’，才給了交大一次總結和表達的機會。”這足以說明學術出版的角色與作用在發生深刻的變化。

　　中國學術出版的視野從國內向國際轉變

　　目前，一批有國際視野的出版社不再僅僅滿足于出版一般的中文學術著作，而是按照專業出版的特點，一方面加大引進國際原創學術著作的力度，一方面策劃一批高質量的英文版學術著作輸出版權，讓中國的學術話語權真正的走出去。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的“大飛機出版工程”，其前期引進翻譯出版了國外相關領域一批頂尖著作，今年“大飛機出版工程”5種專著英文版版權一舉輸出到愛思唯爾出版集團，以紙質版和電子版兩種形式通過主流渠道在全球（特別是歐美地區）推廣發行。《光物理前沿叢書》（全8種）全部被德國著名出版社德古意特出版社買走版權。清華、浙大、科學、交大等許多學術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共同打造的中國學者原創英文版學術著作系列，也已經在國際學術界漸成氣候。許多出版社致力于成為中國學術著作走向世界的橋頭堡，使中國學者的原創科研成果最大限度地為國際學術界所閱讀和接受，擴大了中國學術的國際知名度和影響力，實現了從引進到輸出的突破和學術話語權的轉向。

　　學術出版從傳統向數字化轉變

　　數字化是傳統出版社在21世紀面臨的最大挑戰，而學術出版與數字出版恰恰離得最近，血緣最親。學術出版的數字化轉變主要表現在，一是學術著作的數字化形式的出版，二是專業數據庫的建設，三是著眼于讀者和營銷。一些出版商開始嘗試打破書的概念，從一本本地銷售轉向一章一章地銷售。數字出版的容量大、便于搜索更新等特點，切合了現代學術出版的要求和專業人士的使用偏好，逐步推動了學術出版的形式創新和價值提升。如上海交大出版社在建的“超聲醫學影像資源數據庫”、“東京審判數據資料庫項目”等，都逐步實現了學術出版與數字出版的成功嫁接。

　　從學術出版規范相對較弱，向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學術出版機制和規范轉變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學術出版的門檻太低，沒有像國際著名學術出版機構那樣，采取同行評議制度，相當一部分圖書是為了評職稱、結項而低水平出版，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學術著作泥沙俱下，質量參差不齊，造成了學術著作公信力下降、出版資源浪費、學術出版畸形發展的狀況。今年4月，浙江大學出版社開始執行一套新的學術著作出版規范，其中規定了學術著作編寫規范、同行評審制度等，成為國內首個出版社擬定的學術出版規范。此后，三聯書店等國內知名學術出版社紛紛制定學術出版規范，嚴格學術著作準入制度，這些舉措必將逐步提升中國學術出版的質量和公信力，促進學術出版健康有序發展。

　　從片面重視發表論文向論文與著作并重轉變

　　近年來，部分大學的科研政策對學術專著的重視程度不夠，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優秀學者著書立說的動力。按照當前我國大多數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政策，在獎勵制度、職稱評定、科研評價等方面，對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的有較大地支持力度，而撰寫學術專著雖然需要學者花費更多的時間、精力，但是尚未納入大部分科研機構的評價體系，客觀上形成了重論文、輕專著的情況。實際上，學術出版是一個大概念，涵蓋論文與專著。學術期刊論文具有前沿性、創新性、同行評議等特點，而學術著作則是長時間的積累，系統性更強，更為深刻厚重，二者可謂各有千秋。可以說，論文與專著是區分專家與大師的分水嶺。

　　學術出版從較低的經濟效益逐步向較高的利潤附加值轉變

　　以往由于學術圖書銷量相對較少，經濟效益相對較低，導致不少出版社對學術出版并不熱衷。國家出版基金是繼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之后的第三大國家設立的基金，與以往各種基金、補貼項目相比，質量、進度要求較高，扶持、補貼力度也大得多。國家出版基金的扶持，使得原本難以贏利的學術圖書，也能夠取得一定的經濟效益。最為關鍵的是，一旦列入國家出版基金項目，品牌效應很快顯現，行業知名度空前提高，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小眾市場的剛性銷售。而學術著作一般定價較高，有著比較穩定的讀者群體的剛性購買需求，加之可與數字出版、版權貿易嫁接，所以贏利能力獲得了逐步的提升。這是中國學術出版難能可貴的現象，為中國學術出版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讓我們對學術出版的前景有了更好的期待。

　　目前，隨著國家出版基金的積極鼓勵和正確引導，一大批有學術追求和文化擔當的出版社熱情參與，以及中國學術界的心領神會，中國的學術出版必將快速實現深度轉型，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際學術話語權的突破，作出歷史性的貢獻。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社長）